1941年12月，香港。
一阵日军的枪响后，一对夫妇在黑暗中殒命。
对于侵华日军来说，这只是他们如海罪业的两点水滴，但对于中国命理界，历史的这一页被鲜血黏合了起来。
被害人是民国的天才命理师，林庚白，曾经登报预言袁世凯等诸多名人的大事死期，所言皆中。但同时，他也以八字推算到自己将难过五十岁，为了改命，他一边听从同时代大师韦千里的建议去偏僻处避难。一边按照自己的八字喜用，迁向“南方火地”：香港。
但一切都那么巧合，这一南迁，却像是正中死神的审判轨迹。
从算命的角度上来说，林庚白算对了，他生于一八九七年，享年四十五岁。
但从改命的角度，林庚白彻底的失败了。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加速奔向死神的审判轨迹。
这位民国的天才命理师用他的亲身经历和生命代价，将所有命学者和命理师，重新拉回我们在学命时思考的第一个问题：人在知道了命运后，能不能改变？
01
2019年，少年时期小人得志的我写了一篇《趋吉避凶：千古命理师的自我幻觉》。那时的我对“改命”这种东西整体都有点嗤之以鼻，命理师老生常谈的“去某个方向发展”，“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与某种属相的人多接触”，这种种细微所谓的改善不过是掩耳盗铃。“命”这个东西如此客观又如此无情，靠这一些小把戏能改，就不叫命了，它也不值得古往今来这么多读书人穷经皓首了。
但是随着阅历增长，虽然看到的命盘百分之九十九仍然不能改变，但总归会看到几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一个绝顶的盲师和一位和尚，盲师名不见经传，但是有一手绝活：算人的死期与死时的境况。盲师算和尚只有三年阳寿，和尚说或许你算的没那么准，于是两人便定下三年之约。三年之后，和尚仍未故去，盲师百思不得其解，刨根问底之下，和尚才说自己修了断食辟谷之法。而盲师也恍然大悟：他为和尚推命时推的是和尚的“食禄”，和尚主动减少了自己的食禄，所以才使得自己的生命在“低电量”的状况下得以延续。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这种改命方法无疑是成功的。（盲师已经过世好几年，别来问我要联系方式。）
第二个例子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有个朋友曾经慌慌张张地找到我，说父亲病重，当地的几个顶仙一律说父亲很难活过半年。我看了一下八字，觉得父亲在下一年也确实有一个大坎儿，似乎是真的很难过去了。又起了个六爻看一下，凶相更为明显。在对方苦苦询问解救之道的时候，我见卦中子孙爻临朱雀能治此病，一拍脑瓜子张口就胡扯了一句：反正就半年时间，干脆你忌口吃素吧，没准能续一续。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结果没想到老人越过了生死之坎，至今尚在。算上这两个例子，这些年我见过真正称得上“改命”的例子不超过十个，但是这十个，却像揉进眼睛里的玻璃渣一样，让人总有阵阵疑虑和阵痛传进脑海：命真的可以改么？如果可以改，那么林庚白的改命计策为什么会失效。如果不能改，那这些例子又说明什么呢？
直到一天，我在和一位西安的修佛的朋友在高速路上吹牛扯淡的时候，我谈起另一个做企业的朋友无论何时身边总有一群死心塌地的下属兄弟，让一直独来独往的我好生羡慕。修佛的朋友突然掰扯了一句：“没准是他以前放生了很多生灵，今生才会有这么些人前来报恩。”
我对他没边际的掰扯习以为常，但还是问他这个理论是哪儿来的。
“没理论，我自己编的。”朋友也非常坦诚，“不过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世界不过是个巨大的镜子而已，你想活，就得先让别人活。”
这番话说出来轻飘飘的，在我心里却不啻雷击，因为他刺破了我某些关于“改命”的长久思考。
02
“放生与报恩”的假设只是朋友间吹牛扯屁的产物，但它却把现实世界分成了两个频道：“因的世界”与“果的世界”。
在“果的世界”里，我是一个领导力不足，管理不了许多人的独行客。如果我把我的困惑痛苦讲给外人听，那么可能有人会推荐我去上有关领导力的MBA课程，有人会劝我先大胆雇几个员工试试，更有可能会有人推荐一套互联网大厂的“狼性管理”给我。但我知道，那些都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没有人是通过学课程，搬架构而成为优秀的领导者，我认识的企业领袖无一不先天具有头狼的气质。我称这种气质为“命”，而“命”是不可改变的。因此，如果我只是在“果的世界”里寻找解决之道，只怕很难能如愿。但是在朋友所言的“因的世界”里，我的领导力不足，是因为没能给众多生灵以活路才导致一直是独行客。这种推断当然属于两个朋友之间的胡扯，但却不无深层道理。从小学起，我就一直是一个独善其身，深恶痛绝集体生活的人。一直到初中高中，老师都推举过我当班长，但我都强力推辞，看似高风亮节的背后，其实内心是对责任和额外付出的极度反感：我总觉得作为学生搞好自己的成绩就行了，当班长又要承担责任，又要付出精力，这等吃力不讨好的买卖我是决计不会做的。因此这种特质天长日久潜伏下来，等到年近三十，“独来独往”也固化成了一种气质，也是一种“命”。
这样一想，其实我们的人生亦是如此。早在一年，三年，五年，甚至十几年前。“因”已经深深种下，而“果”则在很多年后才生长出来。此时，我们手忙脚乱地去改变“果”的时候，却发现已黔驴技穷，果报只能毫不留情的成熟。于是我们只能哀叹“命不可改”。
“因与果”的模型虽然没经过我详细推敲（我也一般懒得想这种东西），却可以解释盲师的失手，朋友亲人的延寿与林庚白的困局。和尚直接想到了与寿命相关的因：食禄。我误打误撞碰到了病的起因端，而林庚白四处趋吉避凶，始终在果上做文章，所以始终没能逃出厄命的诅咒。
改命究竟可行不可行？或许只是取决于我们究竟是在从因上入手，还是在果上挣扎。
03
那么我们再说回林庚白的命。
终南派的名师惭愧学人老师曾在自己的课程中点评过林庚白的八字（丁酉 甲辰 庚戌 甲申）：在他去世的一九四一年辛巳年，他正在庚子运上。子为庚之死地，巳为庚金生地，这是一个特殊的“主动找死”的死局。要破解这个局，看似不难：不要有太强的主观能动性，不要主动找死就行。但仔细想想，庚戌庚辰两日的魁罡之人，其实最容易陷入“我执”的自负情绪中。林庚白一生命中了那么多名流之命，肯定已然对自己的判断非常自信。这种自信根深蒂固，加上魁罡的性格，驱使着他一定不会甘心死于非命，肯定要自我操作，趋吉避凶一番。而这一番“操作”，恰好就会应他的死劫。
这便是“因与果”两个层面上对一次“改命”的分析，在外人看来，这似乎是一种马后炮的分析，而林庚白要改命只需要原地躺平，这样的“改变”又太过简单。
但是作为与林庚白日时相同的我，我其实对这种“自负”与“我执”感同身受，林庚白敢在报纸上大胆预言名人结局，一定是一个对自己技术和理念极其自负的人，而且在多年的“名师”历程中，这种自负与我执又如同种子长成大树般，被增强了数倍。这样的人，无论何时，都做不到“随波逐流，随缘待命”的。平心而论，如果我在壮年时算到自己的死劫，也一定会用尽手段挣扎一番，所做的一定比林庚白有过之无不及。
所以从“改果”上看，这样刚烈自负的性格，就算林庚白逃过了香港日本兵的枪杀，也躲不过重庆时日军的轰炸。就算逃过轰炸，一个在乱世拥有如此命理技术的人，迟早也会如东汉易学家京房那样惨遭腰斩的命运。这便是他不可改变的“果”。
绕了一圈，在聊完“改因”和“改果”之后，“改命”似乎变得更难了：“果”的成熟不可改变，而“因”又不知早在多少年前早已草蛇灰线埋伏千里，难以改变。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去想，我们完全可以有觉知，有目标地，种下一些“善因”，在我们不想面对“恶果”成熟时，那些可以搭救我们的“善果”也会一同成熟。让我们不至于在恶果到来时，无人可求，无路可走。
虽然我也不能为你保证这颗善因的种子种下后什么时候会成熟，但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就是十年前，其次便是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