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存在误解，那便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尤其是前一句“刑不上大夫”，通常被拿来作为特权阶级的印证。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赵壹在《刺世疾邪赋》中写道：“是故法禁屈桡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就是这同一个意思。对此，我亦深憾。
但站在文化文字的角度，有另有一种看法。
文化之用，教化为重。如何用“刑不上大夫”达到教化目的呢？汉武帝时期几位重臣的事情可窥一斑。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中列示了公元前121年至前115年六七年之间，有一位御史大夫（张汤）和三位丞相（李蔡、庄青翟、赵周）相继自杀，原因可查阅各自列传，但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他们的死法而不是死因。他们都是自杀的，为什么自杀？当然因为是有罪，但是为什么都要自杀呢？正是因为“刑不上大夫”。
读书人在中国人心中从来是有名望、有声誉且受人尊重的，至于能不能十年寒窗而后天下知名，需要时机和运气，但读书人的尊严不可抹杀。不是每家人的孩子都能读书，取“士”已是千里挑一，“士”在普通百姓眼中，是一种激励、一种标杆，也是一种榜样，因为他们读了书也明了理，当然，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真正的读书人。所以中国文化对于这些人的要求也格外地高，换言之，既然以读书人自居，就要像个读书人的样子，百姓可以被原谅，但读书人不行。因为知书就要达理，百姓有错，或许是愚顽无知，但读书人犯错就是明知故犯。而那个时候的诸侯世家子弟读书机会远超平民，他们在正统文化下是最应该受到监督、责备和约束的人，为何“《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恰是因为《春秋》的精神便是“责贤”。
可是该用什么去管理这些人呢？再成立一个机构或者制定一种制度吗？效果不乐观。因为机构和制度都是人制定的，而只要是通过人为制定的就几乎都是由特权阶层来决定游戏规则，他们不可能不去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依靠客观制度的流弊显而易见，于是转而寻求主观。古时采取的方式是：通过学习反省来熏陶提升品行，使之有良心、有耻心，然后辅以诗、书、礼、乐、射、术、御的手段，使之有规矩、有尺度。这就是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但尽了人事，还得接受天命，这些人与功名利禄为伴，与世态人情为伍，难免失足，百姓既没法了解宫廷深处的具体详情，也没法知道士子们的处境和遭遇，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他们的外显。但这些表象很多都披着一层虚假的皮，要不要撕开这层皮让老百姓看清楚弄明白？要不要把每一个人的面罩都揭开来让老百姓观其真相？古人的选择是：不这样，因为“家丑不可外扬”，也因为“三人成虎”，语言和事件传扬开去后所产生的流变人所难测，“刑不上大夫”就是不去揭开那层面纱。
为何？因为士大夫是百姓心中的良性代表，是社会的正面形象，也是一个大家族的荣光，不幸有罪，于情于理，不去宣扬，隐恶扬善，“劝善于公堂，规过于私室”。生活本就不易，需要引导激励与正面人物事迹的榜样，真相固然需要知道，缺陷固然需要矫正，但人心微妙，善恶往往一念之间。有些恶生来不知道，一宣扬也便跟着学会了；有些纠结本来不必要，一了解也就左右为难了，人心欲念万端，与其发恶，莫如启善。所以一旦士大夫有罪，朝廷不下刑旨，但请自裁以谢，这便是“刑不上大夫”背后未曾明言的文化意义。
不过，若是罪孽深重，众人皆知，也一样难逃法网，霍禹被腰斩，窦婴被弃市就是如此。后半句“礼不下庶人”是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不给老百姓读书的机会？是不是独尊儒术之后提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起码就我的理解，不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