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在整理古书时，往往只看重正文，而忽视了古书形式方面的一些东西，如体例、形制等。这些体例、形制，其实不完全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而是有一定的意义，且与其内容有所关联，如果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也不利于理解正文。
例如古人在行文中，遇到天、皇帝名号等，往往另起一行顶格书写，之所以这样写，肯定是表达了作者的一些思想或想法的。今人整理时为了节约版面，取消这种形式，是不是对原书意义有所损害？尤其是遇到这种情况，当其遇到本朝帝W名号，并且刊刻时也处于本朝时，往往另起一行顶格书写，而当改朝换代后，由新朝的学者再重刊这本书时，可能就不会再顶格写了，这中间就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变迁，至少是与内容密切相关的一些信息，因此，这类形式在整理时是否要取消，就需要慎重考虑。
再比如小注，古人行文常自作小注，直接用小字注在正文之中，整理时如果改成括号的形式、或文后注的形式，其实也是对原本的不忠实。
近读牟宗三先生《心体与性体》，中有一章驳叶适《总述讲学大旨》。之前曾翻阅过叶适的著作，不记得有此篇，遂重新翻阅《叶适集》及《习学记言》，均未见此篇，因此我怀疑这篇可能是叶适佚文。后经检索，才在《习学记言》卷四十九发现这篇文章，而其中并无“总述讲学大旨”之目。这是一篇读书笔记，是叶适在读了《皇朝文鉴》中范育的正蒙序，有感而发所写。
不过，叶适的这篇文章之所以被牟宗三先生所知并成为其批判对象，是因为它被全祖望增补的《水心学案》所收录，牟先生不是自己翻查《习学记言》找到的。又看了几篇相关的文章，凡引用《总述讲学大旨》 的，基本上都标注《宋元学案》为原始出处。盖因此文隐没于《习学记言》，一般人不易查找之故。
此文有一个特别的形式，就是经传的形式，所谓“经”，可以称为正文，顶格写。传，可以认为是对正文的补充和注释，低一格写。其形式如下：
“道始于尧”云云，是经，顶格写。“易传虽有”云云，是传，低一格写。这样看起来，倒也是眉目清晰。但是，中华书局整理本的《习学记言》，却是以下这种形式：
看第一眼的感觉就是非常凌乱，再仔细看，发现有四个层次，有顶格的，有低一格的，有低二格的，有低三格的。这已经与原文的格式相差甚远，读者看起来也非常费劲。
其实整理者是想遵循原文经传区分的格式的，经高一格，传低一格。但是在经、传另起一行的处理上存在不当之处。按照原文，经传的另起一行也跟第一行一致，但是这个整理本，无论经还是传，另一起行时都比第一行高两格，这就造成了版面的凌乱。
为什么第一行要比第二行高两格？这是遵循的现代人的习惯，因为现代人写文章排版喜欢第一行低两格。但是在古人经传区分的格式下，这种现代的形式其实是不适用的，容易造成混乱。
又查《黄宗羲全集》本，与原文的格式相符合，看起来也比较眉目清晰：
再次重申，古书的体例、形式非常重要，不要随便改动，一旦改动，可能不小心会丢失很多信息。尤其是一些比较复杂的书，往往其中会有多个层次，有原作者、作注者、作疏者、校勘者、注音者，等等，每个部分都有相应的形制进行区分，要一一对应起来，否则就会搞混。我曾经读过不少现代人写的文章，因为没弄清古书体例，把一个人的话当成另一个人的话，并且研究得头头是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