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并没有大数据分析当时人间的良知指数，各种尔虞我诈、阳奉阴违，岂能一锤定音。
柏拉图和孟子同样的天真，柏拉图注重于客观，孟子则侧重于主观。由于客观世界可以观测和衡量，所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不如孟子的性本善来得持久。
孟子认为，人生而“温良恭俭让”，“寒坏妄奢抢”是后天使然。这种粗糙论断的作风延续到如今的迹象就是各种口号。
孟子曾提出“民为贵、君为轻”，古代统治阶级必然不喜，但又不能能将他排除在儒家之外，于是后世包括董仲舒等人都绕不开孟子，孟子的“良知”是儒家老大的难题。
宋代的朱熹在《大学》中说了句“致知在格物”，明朝的王阳明于是对着竹子拼命看想格出点什么东西来，这招如果行的话，大家每天会对着芯片看，把芯片造出来。
朱熹的“致知在格物”具有实践精神，只有对事物进行分析研究才能掌握其内外规律，现代科学就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所谓实践出真知。
王阳明在看竹子失败之后脱离了实践，变成专注往内心钻研的人，开始师法于陆九渊，成了中国主观唯心主义代表。
因此，王阳明和朱熹在“致知”的问题上存在主观和客观区别，王阳明借用佛学的内观理论试图成就儒家的完美人格，从个人修为的角度看，比之朱熹的理论显得更为细腻。
相对于朱熹的“格物”，王阳明在“格心”，通过修养把自己变成圣人的人格，比之于“知”，他更强调“良”，但究竟何以谓之“良知”，只能称之为生命的某种觉悟，既不是佛家真如法性，也不说是道家的恬淡虚无，其内心充满入世的冲动。王阳明的心学在后世大行其道的原因在于既有出世的精神，又有入世的冲动。当官的、经商的、行医的，都可以了在墙上挂“致良知”三个字，一副道貌济世的精神。
王阳明无法为现代人提供生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许只是觉得要有良心。
良知可能不仅包含良心，还有对事物正确理解的含义，但何以为良，何以为正确，人类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即便做了错误的事，口中也总是各种坚持，所谓的良知没有任何客观评判标准。也就是说，王阳明只是希望自己对照着去达到良知，无法规范他人，除了大奸大恶的人，甚至于他人良知与否都不可评判。外在纯朴的未必纯朴，表面狭隘的未必狭隘。良知犹如清水，当你试图用于稀释别人恶意的时候，恶意会污染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