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中国古城城门名号，大多都有生意人逻辑顺序，展示着某种权力，寄托着某种期冀，至少也有某种美感。重庆九开八闭十七门，城门名号中却有不少让人难以理解的，也是怪事。
只要是城，当然就会有城门，城门可多可少，至少也要有一座。我们不知道“仪城江州”和李严江州大城有几座城门，更不知道这些城门的名号。重庆城有历史记载的第三次筑城是宋末，先是彭大雅筑城，后有余玠进行修补和加固。彭大雅筑重庆城，历史记载的是四座城门，但并未留下城门的名号。《元史》和《宋史》说重庆有五座城门，其名曰洪崖、千厮、镇西、熏风、太平。如果加上其他相关史籍的记载，在明初戴鼎筑重庆城之前，至少还有金汤、朝天、通远、南纪等城门名号。这九个城门名号是否各有所指，还是同一座城门使用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名号，特别是其方位在何处，是否与戴鼎九开八闭十七座城门有所对应，也很难搞清楚了。张颖先生在《宋末重庆城的城门与城市形态》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辨析，虽然我不同意该文中有关洪崖门、金汤门的一些说法，但依然可供参阅，且不论。
戴鼎筑重庆城，设了十七座城门，据明正德《四川志·重庆府》记载，其名曰朝天、翠微、东水、通远、金汤、定远、南纪、凤凰、金子、仁和、太平、出奇、大安、临江、洪崖、千斯、福兴。其中的金子又写作金紫，仁和又写作人和，出奇又写作储奇，千斯又写作千厮，大安后来又改为太安，福兴又写作福星或复星，后来不知为什么又改名为西水。虽有这些异写或改动，重庆城门的名号依然没有其他城市城门名号的那种内在规律，而且好几个名号都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城门是古代城市中的标志性建筑，其指位作用甚至大于其交通功能。借用城门之名来作地名，是所有古城的普遍现象。重庆至今留下的诸如朝天门、南纪门之类地名，所指的早就不是当年的那个建筑物了，而是指的那一片街区，重庆俗称为大地名，正式术语叫区片地名。这样的地名有的还被冠在街道办事处之前，成为城市行政区域地名。不仅重庆如此，全国也如此，几乎所有的古城所在地，都有诸如东门、新城门、中华门之类的地名。
既然是标志性建筑，城门的名号就不可能随意。中国古城城门取名，大多有自己的规律。平原上的城市，规模不大的话，往往只设东南西北四座城门。虽然这样的城门最先也可能取有名号，但名号往往是官府所取，有文人黑客参与其间，虽然文雅，往往难写难记难以理解，市民也就只以东南西北称之。例如清代成都城原来只有四门，名曰迎晖、江桥、清远、大安，市民就只称之为东门、南门、西门、北门。后来新辟了几座城门，市民依然以方向称之为新东门、新南门之类。知道迎晖门、江桥门、清远门、大安门的成都人，如今已经不多。
重庆九开八闭十七门，古城中有这么多城门的极少。朱元璋定都南京，重建南京城，其外郭城周长达六十公里，号称世界古代第一大城，只开了十八座城门。北京外城是明嘉靖年间增筑的，长达十四公里，只有七座城门。现在留有遗址的成都城是清乾隆年间重修的，城墙周长约十二公里，只有四座城门。据乾隆《巴县志》记叙，戴鼎所筑重庆城“周二千六百六十丈七尺”，约等于9000米。按2013年出版的《重庆历史地图集》第一卷《古地图》所下的定论，重庆老城墙的长度为7722米。不管按哪个计算，都比南京、北京、成都小，城门却有十七座，城门之多之密可以堪称一绝了。
北京内城九门、外城七门、皇城四门，合计为二十。内城九门名曰正阳、崇文、宣武、朝阳、阜成、东直、西直、安定、德胜。除正阳门外，均为两两对应，崇文对宣武，朝阳对阜城，东直对西直，安定对德胜。不仅是方位对应，而且名号的含义也是对应的。同样，外城七门永定、左安、右安、广渠、广安、东便、西便，皇城四门天安、地安、东安、西安，以及龙脉口四门中华、端门、长安左、长安右，宫城四门午门、神武、东华、西华，也都如此。这些名号合在一起，展示了皇朝的统治手段和期冀，隐含着相应的内在逻辑。
明初修建的南京城号称世界古代第一大城，有“内十三外十八”共计三十一座城门。十三座内城门名曰正阳、通济、聚宝、三山、石城、清凉、定淮、仪凤、钟阜、金川、神策、太平、朝阳；十八座外郭城门留下名号的只有十七个，其名曰江东、驯象、安德小、安德大、凤台、双桥、夹岗、上坊、高桥、沧波、麒麟、仙鹤、姚坊、观音、佛宁、上元、外金川，另有一个叫石城关。当年之所以修外廓城，纯粹是为了军事需要，以防敌方占据紫金山后用大炮轰城，因而将南京城周边的紫金山、幕府山、聚宝山等制高点全部囊括到城里来。这样，南京的外廓城与重庆一样，一是平面不规则，城墙弯来拐去；二是城里有山，山还很大。据历史学家考证，南京外廓城并没有完全封闭，还留有两个缺口，应将“外十八城门”改称为“外十八门关”。因此，我们可以将南京外廓城暂时排除在外。南京城内十三门的名号虽然不如北京城那样庄重、那样规律，但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
汉唐时期的长安城规模大、城门多，但只有少数城门的名号留了下来。如今留下来的西安古城是明清时代修筑的，只有东南西北四座城门，东门长乐，南门永宁，西门安定，北门安远。名号中都带有期盼安泰康定的意思。即使是成都城的迎晖、江桥、清远、大安四座城门名号，也隐含着一定的内在逻辑。
重庆十七座城门，既有用方向来命名的，如东水门、西水门、南纪门，又有用所处的地形地貌来命名的，如临江门、金汤门、洪崖门；既有展示城门功能的，如朝天门、千厮门、金紫门，又有暗示城门地位的，如储（出）奇门、通远门、定远门；既有寄托美好愿望的，如太平门、太安门、人和门，又有充满诗情画意的，如翠微门、凤凰门、望龙门（原太安门）。虽然这比单一的东南西北丰富多了，但各个城门的名号相互独立，名号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联，词语的内涵和外延都缺乏一定的内在逻辑，“雅”的“雅”得很，“俗”的“俗”得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城门命名的随意性。
最随意的可能是临江门。临江门虽然面对嘉陵江，但城门外为一宽谷，城门离江边还很远。不管是以临江的距离还是以到江面的相对高度来论，十七座城门中，比临江门更临江的多的是，朝天门、东水门、太平门、储奇门以及闭门翠微门、人和门、西水门都比临江门临江得更多。例如东水门，长江发大水时，甚至可以淹到城门脚下来。正因为如此，所以就有了“临江门并不临江”一说。真搞不明白戴鼎为什么要将临江二字给一个“并不临江”的临江门，而没有给那些离江更近的城门。
又例如西水门。西水门在嘉陵江南岸，怎么叫“西水”了呢？如果说是因为江水从西往东流，那东水门外的长江也是江水从西（南）往东（北）流，怎么又叫“东水”了呢？如果仅仅只是因为西水门与东水门正好相背，才取名西水门，岂不有点脑残？西水门曾经叫过福兴门（也写作福星或复星），还有历史学家说最早叫复兴门。福兴、福星、复星、复兴都比西水强，为什么要改为“西水”？莫名其妙。
还有定远门。定远门西侧两三百米就是通远门，是先“通”再“定”还是先“定”再“通”？与其用两个“远”字显得重复，为什么不换一个字？北京的东安、西安，广渠、广安之类虽然一样使用了相同的字，但含义却不重复，不能简单相比。
重庆城九开八闭十七门，可以说是戴鼎无意中搞出来的。以金紫门为例，那里离储奇门不到两百米，地势又特别险要，完全没有必要再筑一座城门，特别是完全没有必要筑一座开门，戴鼎偏偏修筑了，并取名金紫（应该是一开始就叫金紫而不是金子，《四川志·重庆府》的记载可能有误或另有隐情）。所谓金紫，指的是金印紫绶，也就是金质印章和系印章的紫色绶带。中国古代，只有相国、丞相、太尉、大司空、太傅、太师、太保、前后左右将军及六宫后妃才有这样的金印紫绶。佩金印、结紫绶者必定是高官。戴鼎筑重庆城时，只是重庆卫指挥使，虽然管辖的地方包括川南、黔北的部分地方，但依然隶属于成都都卫（四川都指挥使司），只相当于军分区司令，官衔不过正三品，全国和他同级的指挥使就有五六百个，离金印紫绶差得好远。虽然差得远，但向往还是有的，愿景更是有的。设这样一座城门，取这样一个名字，既反映了他的地位，也反映了他的目标和他的梦想。民谣说：“金紫门，恰对着，镇台衙门。”戴鼎的衙门就在金紫门内，很可能是风水先生告诉他，城墙相隔，会阻断他的官运，于是就开了这个城门。金紫门破坏了重庆城一开一闭的规律，又为后人的“九宫八卦论”提供了证据。有人甚至推断，说戴鼎很有文化，颇有心计，笃信道家，讲求风水。事实上，就凭城门取名存在的这些问题，就可以断定这样的说法有点牵强附会，不足为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