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左宗棠》，我又拿起了《曾国藩》。可以看出，唐浩明对曾国藩的研究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该书虽有瑕疵，但瑕不掩瑜，称得上是一本好书。
曾国藩与左宗棠有很大的不同，左宗棠年过不惑仍为一举人，而曾国藩三十七岁即官居二品，可谓平步青云，即使没有后来的创湘军，办洋务，也能位极人臣。但若如此，曾国藩也就难以留下“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的名声了。历史的天空确实有无数颗星星，但是为人所熟知的不过有数的几颗而已。身在中枢的曾国藩一直有着建功立业的抱负，而在其施展抱负的过程中，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慎”。如果说左宗棠是自负偏激，锋芒毕露的话，那么曾国藩则是瞻前顾后，低调谨慎。这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则是环境造就。帝后猜忌，同僚掣肘，任务艰巨，包袱较重使得他每一步都如临渊履冰。他明明想做个郭子仪、李泌似的人物，却又担心办不好团练，担心旁人指摘他有亏孝道，迟迟不肯出山。既办团练，又绝不肯称“湘军”，只叫“湘勇”，与左宗棠上来就自称“楚军”形成鲜明对比。金陵初克，为免慈禧猜疑，又主动自剪羽翼，裁撤湘军。一个“慎”字贯穿了他的一生。
二是“韧”。所谓“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坚韧不拔，屡败屡战，终成大业。曾国藩和刘邦很像，在军事上的能力算不得一流，同时代的左宗棠、石达开、李秀成等人在军事上的才能都要胜其一筹。败于靖港，困于江西，损于三河……曾国藩的败绩不胜枚举，但每次失败之后都能重整旗鼓，再度与太平军交战，志性之坚韧可见一斑。二是忍让克制，和血吞牙。晚清官场，嫉贤妒能者有之，因循守旧者有之，贪生谋私者有之，与这些人共事，难免出现不愉快，曾国藩何尝不委屈，但是他能够从大局出发，眼里揉沙。这也是他和左宗棠的另一个不同。
三是“明”。所谓“明”者，一为识人之明，二则识势之明。想要成就一番大事，单凭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他人的力量。曾国藩自知在军事上存在很多短板，因此十分注重网络将才，招揽幕僚，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岳斌、曾国荃、赵烈文……一时间，湘军之中群英荟萃，这又与刘邦善用“汉初三杰”如出一辙。甚至对于兵勇，他也会从五官、皮肤、说话等方面判断是否是一个好兵。至于识势，则是指对于朝廷局势、天下大势的把握，明白朝廷局势就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知道天下大势他才会兴办洋务，图谋自强。
四是“狠”。慈不掌兵，自古皆然，因此曾国藩的另一面则是其狠辣。初办团练，他便在巡抚衙门旁边开设了“湖南审案局”，实行严刑峻法，大开杀戒，得名“曾剃头”。对于可能是蒙冤的秀才林明光，曾国藩则声称：“即使过重，甚或冤屈，借他一人头以安天下，亦可谓值得”。后来，为严明军纪，他挥泪斩杀金松龄，为顺利裁军，他又砍下了韦俊的人头……曾国藩一方面是程朱理学的传人，另一方面也是法家学说的继承者。
五是“勤”。曾国藩的“勤”表现在为国勤，为家勤和为己勤。为国自不必说，作为一军统帅、一方疆臣，千头万绪系于一身。对于家庭而言，曾国藩也是倾注了很多心血的，举例而言，他身在军中，还不忘给儿子命题，让曾纪泽写完寄到军营，他批阅后再寄回；曾国荃开缺之后，曾国藩挑选历代著名奏疏，详细批解，赠与九弟。所谓为己勤，也就是自我要求严格，战事之余，他抽空编辑了百万字的古文选本；病逝前夕，他依然颤巍巍地记下当天的日记。
自古英雄都难以摆脱凄凉的晚景，曾国藩亦是如此。太平天国败亡之后，曾国藩人生的顶峰也就过去了。北上剿捻，徒劳无功；处理教案，名毁津门。他以为平定了太平天国，国家就会中兴，没想到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强大，更难对付的西方列强，他感到国家命运堪忧，中兴大业无望。在一片无奈中，撒手人寰。
无可奈何花落去，黑雨滂沱送涤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