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中国近些年特别强调的一个词汇。既是对三千年文明传统的一种果断凸显，也是在中西方意识形态激烈竞争下的一种必然反应。
当然对于这个提法，不同人持不同程度的理解。
有相当一部分人觉得，这属于一种无力且无聊的提法。因为置身于整个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思想潮流混杂变动的时代，每个人对何为先进和应如何保持自信，都有自己的感觉与定义。
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控制人类生活如此深入的当下，谁的技术水平更为强大，谁的话语权更为强大，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事情。
依此逻辑，是否就可以直接得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取向，就是最值得推崇与认可的呢？
在“谁强大谁文化牛逼“的逻辑里，这部分人是完全认可甚至推崇美式文化的（即使其内在已然暴漏出弊端，仍可以视而不见、忽略不计），对于中国提出的“文化要自信”的理念，基本上是嗤之以鼻，甚至是觉得非常自恋搞笑的。
本文就是要对这样的一种认识进行修正，重新发掘与梳理一下“文化自信”的深层基础，尤其是在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之上的深层基础。
并依此视角来说明，“文化自信“并非信口一说的宣传口号，而是有深厚内在逻辑的科学提倡。
坚持文化自信，相信文化自信，不是一种自大似的宣传，乃是具有深远意义的理解。
当然，想要说服人，需要摆事实、讲道理。
事实道理讲的好，自然有人认可，且可扭转一部分人的偏见。
001、思想构成
从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角度看，比之西方，我们的文化传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和代表的。
整个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也有说三千年的。从远古神话起源开始是五千年；从著史的角度看，国际上公认“商”为中国文明的起源，从“商”算是三千年），基本上是由儒家思想——西方也称“儒教”，贯穿始终的。
对此，前后承继、一脉相传的思想，首先第一个需要厘清的观念是：儒家思想不是某一个固定时期的思想。
不能简单理解为就是“孔孟”活着的时代（简短时间跨度）那些思想的汇总。
事实上，儒家思想是指从理念的提出，到发展，直至汇总成一套体系的过程——一条龙似的累积。
它不仅包括春秋时期儒家思想的萌芽（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也包括汉代儒家思想的确立（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两汉儒学），乃至后来宋明理学（以北宋周敦颐、邵雍、二程；南宋杨时、朱熹；明代湛若水、王阳明为代表）整个一系列的思想积累与创新发展。
儒家文化，是一个多人集体智慧的思想体系，不是简单圣人孔子一人的只言片语。
002、中心转移
统关中国思想演变，历史上儒家思想受到外来思想的冲击也不算少，其中最典型的要数印度佛教思想（西汉末传入、唐朝初达到鼎盛）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以坚船利炮为特征的殖民者所带来的西方现代科学思想的冲击。
这两次冲击，中国的儒家文化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并造成了完全不同的后果。
前一次冲击，没有撼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地基，效果是实现了“儒释道”的三教合流。外来的佛教思想，被中国本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彻底的吸纳与融合，形成了带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佛学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说”汉传佛教“诞生于中国，是不过分的。因为是中国的思想土壤再造了这种外来的思想，重新为其赋予了一种精神内核与魅力，并且由中国继续向东传播，直至朝鲜半岛与东瀛列岛。印度的佛学思想，有机地融入中国了主流儒家思想之中的。
这次冲击对儒家思想来说，是一次重要的补充与发展。
后一次冲击，就没那么幸运了。曾经的万邦来朝的上国在西方侵略者新式的武器装备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当以工业革命为背景的现在科学思想，与古老的东方哲学的第一场近距离相遇和较量时，以我们的完全溃败为结束。
这一失败衍生的后果非常严重（尤其是心理上的冲击），在整个封建士大夫阶层竟然催生了一种精神上的“集体恐慌”（一种“恐洋病”在诸多统治阶层中蔓延。一提到洋人，就瑟瑟发抖），对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第一次产生了一种集体式的自我质疑与不自信。
这次冲击对于儒家思想，是一次彻底的中断与教训。
其震动造成的“余波”，是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全面学习并接受西方思想与科学技术为特征的。
鸦片战争的爆发，引发中国最顶级的精英群体开始唾弃甚至放弃自己的传统思想，开始全面拥抱并主张西式思维。
一时间，“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震荡神州，深入人心。这一思想中心替代转移的趋势，在“五四运动”达到高潮。五四之后的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学习逐渐变得不耐烦，没兴趣。
甚至可以说，从五四近代史开始到今时今日，我们对传统思想的理解，依然在一种不断波动和反复横跳之中徘徊。
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东亚史研究学者们，习惯上将中国的此次冲击称之为“冲击—回应”模式（以费正清、列文森师徒为代表）。
他们认为，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冲击，造成的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文化中断与转移。
他们将其描述为：鸦片战争之前，中华文化以儒学思想为主体一脉相承；鸦片战争之后，这一中心断裂。为求进步，中国选择了西方现代科学思想重新作为自己的主轴，替代了传统的儒家思想。
于是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华文化，是以现代科学思想为“新主体”的继续演化与发展。传统强势的儒家思想，此时不得不处于退化的尴尬处境和扮演相对次要的角色。
正因为很多人受到西方学者的这种“儒家思想断层被科学思想取代”的说法的影响，在当代新一轮的东西方大国竞争的背景下，才觉得提“文化自信”没有意义。
事实上，本文要驳斥的就是这样一种（看似正确的）思想倾向。
003、反驳逻辑
其一，外人的内部分歧
在反驳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关于“东亚史研究”的西方学者内部的理解分歧：不同于“冲击—回应”这一简单模式，西方东亚史研究学者中有人对此模式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与不认同。尤以柯文（Paul A·Cohen）为代表。
他提倡的是一种“中国中心观”，不同于“冲击—回应”模式背后所表征的“西方中心观”。
在他看来，以“冲击—回应”这一简单模式套中国思想文化的流变过程，会产生一种必然的自我忽视。即一旦研究之前就先将此模型先入为主的嵌套进对中国思想的观察，必然会导致研究者看不到中国思想文化这一整体中处于相对角落的部分（这些部分因为不属于模型所涵盖的关注因素，直接被忽视了），而这些部分很可能对正确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具有关键性作用。
简单说，上来就将一套“西方中心化”的固有观念与模式对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一开始就是偏差的，其结论自然也不能被广泛接受和更具说服力。
对中国思想，以西方化的固有视角进行研究，断然是不行的。必须重新深入中国思想更为深层的脉络中去理解才可能对其有一个更为准确的认识——这体现的就是一种以中国思想为中心的“中国中心观”的理解。
在这一认识上，西方人反倒比我们自己人还更为清醒。我们很多人反倒觉得老祖宗的东西没大用，丢了就丢了，不觉得可惜。
当然，这不仅仅是中国所特有的“毛病”，甚至可以说对于全体的落后国家与地区（曾经的和现在的）而言，都有这样的“倾向”。
自不自信我们的思想传统姑且不论，直接抛弃和否定自我的思想与传统，肯定是错误的。更是不可取的。
盲目地背弃自己的历史与传统本身，就是一种对自身的否定与背叛。这是对自我之构成根基的一种毁灭。其后果，非常恶劣。
所以，我们必须要大力的尊重我们固有的传统，因为这是定义我们自身和构成我们自身的唯一要素和形式。
母体之不存，后代何言在？
换句话说，我们对19-20世纪近代中国历史以及儒家思想受到冲击的理解，不能仅仅将其当做是一种外部势力的产物，而应将其视为从中华文明的帝国时代最后数百年内部演变的产物。
这种中华文化思想内部的演变，从未断裂。只不过是深埋于近代屈辱史的主脉络里，不得显现。就其内在价值和发展而言，中国文化依然在兼容并蓄、不断前行。
其二，自我的内在优势
说完了（“局外人”）西方研究视角下的分歧，下面我们聊一下（“局内人”）中国儒学思想的内在优势。
我们都知道儒家思想是一种“入世”哲学，这一价值取向强调人的主观性与社会性。相比之那些“出世”哲学的高深见解，儒家思想更具现实主义的指向性。真正的高手“不隐于世而隐于庙堂”。儒家思想对于顺应和改造这个世界，本身就带有一种内在的生命力与主动性。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心理架构。
儒家传统核心是一种“道德教化”。这种道德性塑造比之西方推崇的法治性规范，其起点就要高得多。法律制度对人的行为之规范是一种“下限式”规定。而德育塑造对人的行为则是一种“上限式”规定。在整个人类思维层次里，这属于从人类高级思维层次切入的管理。
另外，儒家思想典型特征是“不走极端”。在哲学层面上讲，具有一种终极智慧的肯定性与对世界描述性理解的统一性。这与西方哲学的分析、分析、再分析、还要继续分析的“拆解式”思维完全不同。
我们在对终极真理的认定上没有那么好奇与疑问，达到了“道”的境界，我们就终止了对本源的追求，在我们这里“道”（说不清道不明的“道”）就是代表了“终极真理”。而西方人不这样理解“终极真理”，他们要不停的去追求，去怀疑。把“道”本身还要拆他个七零八落（据此东西方思维的不同，很多人用其来解释为何“现代科学思想没能从古老的中国诞生”）。但这样的后果就是，严重缺乏对生命统一性的认识。
西方哲学的描述都是分裂化的，都是条块化的，他们的思维里没有“矛盾的统一”。或者说他们不能理解“阴阳和合”之道，不能理解对立之中存在的一种“执中取向”。而这些是中国儒学思想所独有的，对世界本质的理解与选择倾向。
我们不走极端，我们要的是自洽融合。
这于对物种世界的探索，确实会产生一种“差不多就行了”的浅尝辄止感。但是对于人类群体的精神世界来说，这样的思维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自我与外在的关系。在芸芸众生之上，我们有祖宗、有仁义、有天道等一系列更为弘大的主题存在。人显得相对渺小的多。于是人对上天与宇宙有一种敬畏感。相对而言，西方哲学对整个自然界的探索更像是要进行大刀阔斧的外科式手术。其发现诸多规律的同时，也破坏了人内心的秩序。从而对宇宙自然丧失了某种敬畏感。
如人之竞争一样，如果把民族国家当个一个大的生命体，自然也是需要竞的。如果体现自己呢？自然要表达自己的主张和想法，把自己的独特性推出了，赋予这个世界，这才是正确的方式。
从正确表达自我的方式这一角度去理解，我们的儒家思想，我们也应该大力弘扬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与学说。也应该对自己的观念与理论抱持着自信，因为这是我们能坚定的把自己树立与民族之林、突出自身特色的唯一选择。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里最优秀的，越是世界最需要的。
其三，时间轴的启示
当我们在历史发展的主轴线上，去审视东西方文化的对撞及其产生的“先后之别”时，我们会发现西方现代科学思想与工具的广泛传播，是与整个人类文明的“现代性”发展密切相关的。
即这些工业革命后崛起的现代科学思想和工具本身，都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一部分，既是其外在形式，也是促成“现代性”建立的手段。
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先进的思维与工具并不独属于西方（虽然看似是从欧洲文明中诞生）。
时至今日，地球村里的每个人都对“现代化”有了自己切实的体会与理解。即人类文明走入了“现代性”阶段后，大家反而变得同质化了。真正代表自身特色的内容却在逐渐消失，也在被人类社会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所有意与无意的消灭。
即使我们仍处于不断进步的科技发展之中，但这种进步伴随而来的（我们逐渐意识到）核心问题是：
科学技术的同步发展，并不能解决追求“现代性”本身所产生的全部问题。
甚至在诸多层次已经证明，依靠西方化思想的科学技术，根本解决不了人类目前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尤其是在精神领域。
西方的有识之士，第一直觉瞄准的是东方，是东西的哲学与思想。这样的趋势与认识，其实早就开始了，而不仅仅是最近几十年的觉悟。
尤其是在整个西方出现了诸多“物质文明症”的现今阶段，以中国儒学思想、印度佛教思想为代表的东方哲学，又一次发现了自己的力量，焕发了某种青春。
这是人类现实选择上的一种证明。
东方哲学，不但没有落伍，反而需要重新给予关注与再理解。这既是我们儒家思想在未来世界的一种机会，也是中国人重新审视并梳理传统智慧的一次契机。
当然，在笔者看来，真正要想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仅仅光靠哪一方面的力量都是不够，吃力和无解的。
只有东西方融合，才有可能发现应对未来和当下难题的“生存之道”。
为保证融合的顺利实现，我们对自己的思想传统也应保有一份尊重与自信。
其四，包容与分拆
与其说传统儒家思想包容性不够，甚至有人称其守旧落伍，不如说我们的思想在融合外来思想时，所需要的时限不同。
对佛教思想和对西方现代科学思想的接纳与融合，所需要花费的时间不同。
只不过世界变化太快，对外来的佛教思想我们幸运的有了充分理解与融合的时间；而对于现代科学思想与技术，给与古老中国的时间太短了些。需要古老中国完成的扭转与命题又太多太沉重了些。
幸运的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这东西就源于传统思想的塑造）不甘人后、执掌乾坤的民族精神再一次获得了激励与唤醒。在诸多走向先进的道路和可能性选择中，中国人不惧艰辛、勇于牺牲，就是要重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富强之路——这就是由我们古老文化的基因，所决定的民族格局与大无畏姿态。
教员同志在论及进步的中国人探索救国道理的过程时曾作过如下描述：
鸦片战争之后，进步的中国人一直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最初，人们将视角投向西方，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先进人物都希望从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但是，后来，大家纳闷了：为什么先生总是侵略学生。于是，在十月革命后，人们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苏联。
任何学过现代史的人，都不得不赞叹毛泽东这一历史描述的准确性和高度概括性。
但其中所揭示的逻辑却值得今天的中国人反思。
这种老师欺负学生的难以理解的现象，反应的是（先进的）西方对待落后地区与国家采取的一种不真诚的态度。他们从来就不曾希望落后地区能逆袭发展起来，而是永远做其原材料生产地和消费品输出国而存在。他们赖以发展和不断进步的真家伙，真理性的内容从来就没想过要平等的分享给东方的落后帝国。如果有交换，也是为了利益。
很显然，近代中国先进人物（开始全面接纳后来又）拒绝接受西方模式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一单纯的民族主义情感受到了伤害。
其理论逻辑是，西方国家在普遍主义原则旗帜下追求特殊主义利益（曾经的英国帝国如此，现在的美国亦是如此，“双标”的厉害），这本身便使得这些普遍主义原则失去了价值。
正因如此，我们才要将「以一种理论为旗帜的人们的行为方式」与「理论本身」做好区别。坚定的于西方的文化交流中，吸收普适性、真理性的内容，而忽略和警惕那些打着这些旗号的隐形或显性的暴力掠夺与权力阴谋。
在这样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转型时代，对于许多后发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浪潮往往是西方国家占有更多的主导权、话语权、解释权，这是我们必须客观面对的事实。他们的这种“特殊主义”（无理和无限制）诉求，会深深影响每一个后发国家。
在这种痛苦与动荡面前，既不可天真的认为在普遍主义旗帜下的所有政策都是地地道道的普遍主义货色，更不可以一种过分消极的心态看待所有新的趋势与制度，拒绝全球化和自由化潮流中的有益成分。
上述这一切，无外乎还是表明，外来的思想再厉害，我们依然需要审慎的筛选；自我的文化再怀疑，我们依然需要重建一种自信。
关键是不要丧失对自我与历史的认同。
缺乏认同，注定走不长远；崇洋媚外，注定是他人思想的傀儡。
真正的高手，都不是搞二元对立的，而是走融合统一道路的（这本身也符合中国传统的“执中守中”之道）。
能统一的前提是对自我的部分要有重分的理解与信心。
包容和分拆的目的，终究是为了留住精华、为我所用。
004、思想先进的阶段性本质
东西方的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任何一种思想是可以永保不败的。
换句话说；一种思想可以在一部分人那里保持先进，但不可能在全部人类之中保持前进；一种思想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前进，但不可能在永恒时间内保持先进。
再强大的文化与理念，终归有衰落和被时代狠狠摔在背后的一天。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
曾经的大唐盛世，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心。它的思想在当时肯定被认为是最先进的、最科学的。但盛世也有结束的一天。
伟大的罗马帝国，以地中海为中心，跨越欧、亚、非三大洲。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达到极限。其思考与沉淀，在当年肯定是最有魅力的。但还是要分崩离析。
工业革命最初发端的英格兰，荣耀于地球的“日不落”帝国。其资本主义工业思想在当时肯定是最先进的。但依然没有挽救其注定衰落的命运。
原本属于英格兰殖民地的美利坚，现在的世界第一强国，“世界警察”称号的拥有者。按逻辑，它的理念目前也应该是最先进的。
但如果前述逻辑成立的话，其未来注定也会……
这些事实，其实只揭示了一个历史真相——
没有绝对的先进模式与思想，美国的模式和思想也不行，再牛逼终究也是一种相对优势——因为历史不会骗人。
真相大白之后，首当其冲的结果，就是任何人不必迷信任何一种先进文化与思维，尤其美式文化和思维。
相反，如果我们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思想进行细节探究的话，会发现物质极度丰富的后果并不同步导致人类精神世界的富足。
换句话说，物质的大发展并不与民族群体之精神的大发展同步。
西方世界的诸多“病症”和“顽疾”，都是在物质极其丰富之后诞生与发生的。
目前西方顶级精英人士的思想探索和训练一直在向东方靠拢，就是最好的证明。他们在向东方哲学学习，试图从东方智慧中攫取营养和灵感以解决自身科技发展所内生出来的、不能解决的矛盾与问题。
东方的思想于这些人而言，肯定不是“负累”和“过去”，而是一种不断汲取的“财富”与“力量”。即没有“过时”一说。
中国作为曾经引领过世界潮流的大国，经过过繁荣与屈辱（1840年一百多年的屈辱史，造成了我们的落后和奋进）的复杂历程，未来注定要回到其应有位置上去。
在这个过程中，儒家思想及其背后的整个中华文化，对解决西方世界（其实也是整个世界）面临的难题，依然具有重大的参考意义和解决意义。
所以，我们才要保持“儒家思想”的延续性。
因为这里面蕴含着解决未来困境的“钥匙”。这把“钥匙”在西方文化里是找不到的。如果有，只可能在东方文化中涌现。
这是我们坚守“儒家思想”的另一个关键点。
005、大道无形
历史于文化上的表现，总是体现出一种“思想竞争”的态势。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在与世界诸多思想趋向竞争的历程中，也许于局部时间段内处于了下风。但是于未来之中，儒家思想定会发现属于我们的机会。
甚至未来世界难题的解决，就全赖东方哲学与西方思想的精巧融合。
在思想站位上，东西方应该是不分伯仲，平等并行的。
今日之中国，早已不是积贫积弱之中国；今日之国人，也早已不是盲目尊大的一批人。
今天的中国人，是脚踏实地的一批新人，是未来儒学和“新新儒学”的开拓者——历史上称“宋明理学”为相较于春秋儒家思想的“新儒学”，新时代的儒家思想自然可以称之为“新新儒学”。
我们的文化传统与思想，在未来注定是大有可为的。
“中西合璧“之路不可避免。
但“合璧”的前提，是我们得坚守自我，不能盲目放弃过去。
尤其是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文化。这才是重中之重。
“文化自信”绝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一种源自中国人灵魂的认同。
只要中国之精神尚存，中华文化与思想必将影响世界，震荡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