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翻译】
孔子说：“按照礼节去侍奉君主，别人却认为这是在讨好君主啊”
管理学解释
孔子是一个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一生都在致力于恢复周礼，恢复西周以来的秩序。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孔子恪守周礼的相关规定，非常尊重国君的权威。《论语》很多地方详细地记载了这方面的内容。例如“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饭。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君命召，不俟驾行矣”。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确实是事君尽礼的。
但是这些在很多人看来却是不理解的。因为当时鲁国国君已经被三桓架空多少年了，基本就是一个花架子。鲁国一切大事，从政Z到经济，从军事到外交，都要听从于三桓，以至于很多人早就忘记了谁才是鲁国的头。所以孔子的事君尽礼被认为是另有所图，是在谄媚国君。孔子当然知道鲁国军政大权已经被三桓垄断多年了，他当然也知道在鲁国要是想当官的话，拍拍三桓的马屁要比尊重大权旁落多年的国君要有用的多。但是他还是选择了事君尽礼。原因就在于孔子坚守的是天道。而天道在政Z领域的表现就是周礼所规定的“君君臣臣”那样一套不可更改的上下级形式。因此坚守天理就要事君尽礼，事君尽礼就是在坚守天理。而且孔子也知道，鲁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就是因为三桓作为臣子架空了国君，这样一种名不正言不顺使得鲁国国内各派力量不断分裂，形成了陪臣执国命这样一种危险的格局，最终在与周边齐、楚、吴等国的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下风。因此要想重振鲁国国威，最重要一环就是抑制三桓、光大公室。不如此，鲁国就会更加地沉沦下去。而孔子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堕三都就是他的杰作。但无奈的是，三桓实力太强大，一时难以动摇。恢复周礼及其秩序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而且鲁国国君也是烂泥扶不上墙，根本成不了事。齐国送几个歌舞女团就把他诱惑的不行了。所以孔子最后还是不得不离开了鲁国，到他国寻求行道之路去了。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由于经济、科技等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铁器的发展，周初以来封建体制内部的权力平衡之局面因为各地区军事、经济、人口等的发展不平衡而被逐渐打破。各邦国内像三桓这样强势的公卿大夫越来越多，架空公室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有些国家，像齐国，甚至发生了臣弑其君的现象。这说明表现为礼崩乐坏的权力重组乃是当时的一个大势所趋。“人以为谄”则说明孔子事君尽礼实际上是一种悖逆此种大势、开历史倒车的行为。但是悖逆历史大势不意味着孔子做的不对。因为历史的大势有的时候是积极上行的，有的时候是消极退步的。春秋的礼崩乐坏是后一种，它一方面体现为新兴贵族力量的兴起，另一方面却是持续几百年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不义之战，是无数百姓的流离失所和人头落地。孔子的悖逆实际上是向这一礼崩乐坏的大势严肃的说不，是意图挽大厦于将倾、救黎民于水火的壮举。当然孔子也知道，自己的力量太微小了，在时代的洪流面前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他知其不可而为之，不计较个人利害与得失的孤勇精神，非常值得后人的尊敬。
当然，儒家还是有顺应时代要求之一面的。孔子以后礼崩乐坏的形势更加严重，回归周礼也就变得毫无可能。相应地，儒家也就不再试图恢复所谓西周封建礼制下“君君臣臣”的格局。特别是到了孟子那里，表现得就很明显了。孟子游说各国国君时讲仁、讲义、讲善端，但已经很少讲区分上下之别的“礼”了。在他看来，战国时期的各国君主们尊重不尊重周天子，行为合不合礼制，甚至王位是不是僭越得来的，都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了，重要的是要实行仁政，给百姓一条活路，让他们过上稳定和温饱的生活。这也可以看出，儒家整体上并不保守，而是与时俱进的。当然无论是孔子的开历史倒车，还是孟子的与时俱进，他们在形式上虽然不一样，本质上却又是一样的，即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而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列国之间的孤勇者。
近现代以来，受理性主义以及现代科技进步与生产力发展之影响，西方社会形成了一种进步主义历史观。而我们在同西方列强的斗争中、受西方文明之影响也逐渐接受了此种历史观，认为历史整体上来说是不断进步的，任何违背历史潮流和生产力发展的行为都应该受到批判，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在这样一种历史观的支配下，再加上近代以来否定儒家文化的整体时代背景，孔子恢复周礼的举动自然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视为一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
这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虽然不乏合理性，但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历史整体上来说是极为复杂的，期间往往充满了各种插曲，难以用进步或者后退这样单一的概念来加以简单的概括。近代以来人类的科技和经济虽然不断在进步，但战争、核武器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与威胁也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人类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拜金与消费主义时代，日渐富足的人类实际上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精神空虚。因此，用进步主义一词来概括历史实在是不够全面的。因此从尼采开始，百年来西方众多学者、思想家已经对这样一种进步主义历史观及其作为其哲学基础的理性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时至今日，我们虽然不否定历史有合理进步的一面，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历史有时候也是脱轨的，是倒退的。
回到具体的历史，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发现，季氏为代表的“三桓”等作为一种新势力架空国君并非是为了鲁国和广大民众的利益，也并非是反抗暴Z之举，它完全是一种出于一己之私的行为。它导致了国家内部秩序的混乱，导致了社会道德文明的滑坡，更是导致了无数生灵的涂炭。这无论如何代表不了历史的进步，反而更像是一种退步，是一种悖逆人心、悖逆天理的之举。此种情况下，孔子反对季氏、要求恢复周礼所主张的君臣上下等级秩序反而是一种进步，因为它至少能够给民众一种稳定的秩序与生活。
实际上拉长历史的时间来看，孔子的行为也确实是代表了历史的大势。孔子活着时虽不受当时统治阶级的待见。而且进入战国以后，相比较于法家、墨家等，儒家学说也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和大用。但无论是法家还是黄老，它们虽各自都有所长，但也都不能真正解决当时中国的社会分裂问题。于是历史的脚步兜兜转转，又开始回到了儒家。汉武帝时听从董仲舒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观点，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开始将儒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此后一两千年里，儒家的命运虽起起伏伏，但是基本上维持住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即使我们今天，一百年来因为西化影响而一直不间断地批判、讨伐儒家的今天，竟然也要再次回归传统儒家文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孤勇者的孔子才代表了历史的大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