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的考察，本文认为《铭图》著录的“七年師兌簋盖（器号5302）应是真器、伪铭。
（所谓的“七年師兌簋盖”）
師兌器包括两件“元年師兌簋”（《铭图》5324、5325）和两件“三年師兌簋”（《铭图》5374、5375），历史上皆有收藏与著录的记录：元年簋原藏溥伦、刘体智，其中一件后由上海博物馆收藏；三年簋原藏丁树桢、丁麟年，其中一件亦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元年師兌簋）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三年師兌簋）
从形制和纹饰来看，元年簋、三年簋基本相同，特征为：簋盖带圆捉手、方折沿，盖面饰瓦纹和两道重环纹；器身饰瓦纹，器口下饰两道重环纹，圈足下有三个兽头小足。西周晚期类似形制和纹饰的簋屡有发现，比如“豐兮夷簋”（《铭图》4964-4966），其中一件原藏陈介祺，后收藏于美国洛杉矶艺术博物馆；一件原藏张廷济、罗振玉，后收藏于上海博物馆。又比如“仲叀父簋”（《铭图》4925、4926），一件原藏清宫，一件原藏潘祖荫，后收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这种形制的簋在考古发掘中也有发现，比如1988年陕西延长县岔口村出土的两件“叔各父簋”（《铭图》4661、4662），年代亦在西周晚期。又比如1963年周原庄李村出土的“伯榮父簋”（《铭图》5079）和1972年随州熊家老湾出土的两件“曾仲大父簋”（《铭图》5228、5229），盖沿已不再方折，盖上的两圈重环纹从盖面下移到盖沿处，年代已进入春秋早期。此外，荥阳官庄铸铜遗址还出土过这种簋的陶范残片，上有两道重环纹。可见这类器、盖各饰两道重环纹的簋，年代从西周晚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早期。“七年師兌簋盖”与元年、三年師兌簋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区别只在盖沿上多加了一道有目重环纹，应为真器无疑。
（豐兮夷簋）
（仲叀父簋）
（叔各父簋）
（伯榮父簋、曾仲大父簋）
（官庄铸铜遗址出土的簋陶范残片）
“七年師兌簋盖”的疑点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元年、三年師兌簋在历史上收藏和著录有序，而“七年師兌簋盖”则从未有过收藏与著录的记录。按照常理，同人器应出自同一墓葬或窖藏。“七年師兌簋盖”若与元年、三年簋同出，不至于在历史上完全没有记录。此疑点一也。
二、“七年師兌簋盖”铭文中出现的“康昭宫”十分可疑。我们知道，西周宣、幽时期出现了一类“周康某宫”（或“周康宫某宫”、“周康宫某大室”）的铭文，如下表所示：
这类铭文皆带有纪年，最早为宣王十六年，最晚为幽王三年。韩巍先生指出：“上述铜器的年代均在宣幽时期，年代最早的克钟为宣王十六年。而在宣王早期以前，册命地点则多称‘康宫’（或‘康庙’），亦有‘成宫’、‘成大室’、‘穆王大室’、‘大庙’及其它宫室，但未见称‘周康某宫’或‘康宫某大室’者。这一变化可作为划分厉、宣铜器的一项标准。”这是非常正确的看法。
元年、三年師兌簋的年代，学界一般定为厉王。本文同意这种意见，试申论如下：
元年師兌簋铭文中，周王命師兌“胥師龢父司左右走馬、五邑走馬”，而“師龢父”其人又见于“師
簋”（《铭图》5381、5382），该器纪年为十一年，文献记载孝、夷二王在位都不超过十年（金文中孝、夷时期的青铜器也不见超过十年的记载），故十一年只能属于厉、宣二王。師龢父又名“伯龢父”，见于“師
簋”（《铭图》5363），该器历日为“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与元年師兌簋的历日“元年五月初吉甲寅”不能相容于同一年，因此两个元年只能属于两个不同的王世。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孝、夷二王或夷、厉二王。如果两个元年分别属于厉、宣二王，间隔就太大了，師龢父很难跨越两个王世。因此，元年師兌簋定为厉王元年器是比较合理的。此外，三年師兌簋铭文中，周王说“余既命汝胥師龢父司左右走馬，今余唯申就乃命”，说明元年師兌簋和三年師兌簋中的周王是同一人。由此可以确定，三年師兌簋也属于厉王世。
退一步说，即使将元年、三年師兌簋定为宣王世，“七年師兌簋盖”铭文中出现的“康昭宫”，也与上表中的其它铜器在年代上有一定的距离。此外，“七年師兌簋盖”铭文只称“康昭宫”，前面没有“周”，而其它铜器无一例外全都有。此疑问二也。
（“七年師兌簋盖”铭文拓本）
通过以上考察，本文认为“七年師兌簋盖”器真、铭伪。在此提醒学界人士，对待该器应持谨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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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韩巍：《册命铭文的变化与西周厉、宣铜器分界》。原载《文物》2009年第1期。
2.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河南荥阳市官庄遗址铸铜作坊区2016-2017发掘简报》。原载《考古》2020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