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今天气温开始回升，降再大的温，也不过三五天，说明重庆真的是个温暖的地方，有关重庆寒冷的记忆真的不多。
这几天天气预报一直在说要降温，而且一降就是10度。好在降了10度，最低温度也还有三四度，还没有到冰点，城里还不至于落雪，更不可能结冰。气象台说，这二三十年来，重庆的气温都在上升，几乎都是暖冬。在我的七十多年的感受中（当然要减去没有记忆的婴幼儿那几年），好像也的确如此。
我出生于1950年，对寒冷的最初记忆是1957年冬天（或许是1958年初）。那时我刚进小学，天天从临江门去西来寺上学。那天落了大雪，上学时雪还没有停。我戴着一顶破草帽，和几个同学打打闹闹钻进大井巷。大井巷里有一个土地祠，供着一个土地菩萨。我们走到那里时，还有几根香烛飘着香火。我们伸出冻僵的双手，在那香烛上烤，其实一点也感觉不到温热，于是就呸呸地吐了几口口水。
六十年代的感受几乎全都给了一个“饿”字，热也好冷也好都没有留下多少记忆，也就说不出来。
1969年下乡到忠县望水公社。我们生产队是迎风坡，冬天冷。1970年1月初下了一场大雪，那真是万山皆白，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只有远处的长江还是绿色。站在望水场口的悬崖边，一群知青兴奋异常，情绪激动，引吭高歌，那歌声在雪天雪地间回荡。1971年我没有回重庆，在乡下过年。那年没有下雪，但好像比下雪还冷。我们那里穷，生产队的孩子去上学，穿得那样单薄，让人看了也禁不住要打寒颤。有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穿一件到处都是洞洞眼眼的烂棉衣和一条二马裾的单裤。脚上趿的胶鞋可能是捡来的，太烂了，穿不上，便用绳子绑在脚上，几个脚指拇都裸露在外。背一个书包是用旧枕套做的，夹在胁孔脚，好歹遮住了那烂棉衣上最大的一个破洞。至今想起那形象，竟然鲜明如昨，背心也有点发冷。
在我记忆中，最冷的是1975年。那年1月初，连续几天降温，最低温度都在零下四五度。早上出门，有积水的地方结了冰，脚踩在上面，都喳喳地响。那时我在望江厂上班，休息星期四。星期五早上去坐早班船，那个冷哟，和我1988年1月去北京遭受的冷冻都差不多了。船一开出去，就有了风。那轮渡船只有破帆布遮挡着两边的船舷，风直往舱里灌，让人浑身哆嗦。早班船乘客不多，全都挤在前舱。稍微靠后一点，那风依然往衣领里灌。我只好独自去后舱，站在那机房门外。好在机房里有一股弱弱的暖气，虽然有柴油味，虽然吵闹，我又不停地跳着运动，还不至于冻僵。
母亲那时在高庙村那边上班。为了节约车费，她7点钟之前就要从朝天门赶到重庆宾馆去搭别人的车。那是一部解放碑货车。想想那车一开动有多大的风，站在车上有多冷，就为母亲担心！那年代穿的又少，母亲只好用一张干毛巾把头包住。货车上只能站着，还必须拉住车厢，那手就更遭不住了，开始裂口，开始出血。唉，说起难过。
不过，只要是起雾、打霜或凌冰的天气，到中午时都会出太阳。冬天的太阳红得淡淡的，像一个小孩被冻红的脸，没有热气，哪能把气温拉起来。虽然温度多少升了一点，依然只有四五度，还是冷。天一黑，气温又下降，立即就降到零度以下。
1976年没有低温，却有大雾。年初那几天的雾特别大，从星期天开始，到星期一也不散，船也不能开。星期一，我在码头上等了差不多十个小时，好容易才挤上船。哪知，船一出铜锣峡口，雾又来了。幸好船靠在郭家沱的木筏边，我们从船上跳下去，才躲过了在船上过夜的恶运，但却没有躲过旷工一天的处罚。
1977年也没有低温，却下了大雪。1月8日，各单位都开大会悼念zongli逝世一周年，望江厂也不例外。大雪一直下到中午，马路上都积了半尺厚的雪。那河沟两侧白茫茫的，那铁山坪在雪雾中也看不清楚了，似乎与雪花混在了一起。追悼会开完，我们踏着雪回车间，鞋子打得浇湿，双脚冻得青痛。幸好没有生产任务，师傅们都回家，单工们都回宿舍，很多人都钻进被窝里抗冻。
七十年代重庆气温一直偏低。在我印象中，1972年也冷。那年的4月2日，突然降温，竟然下起大雪。我一个同学比我后回城，那天正好是她去忠县县城报到的时间。她所在的生产队又在后山，要走十多里山路才能到望水场上。好容易才能调离农村，即使大雪封山，也只有走。生产队的农民送她，深一脚浅一脚，走到中午才到望水场上。雪太大，积雪太厚，沟沟坎坎和堰塘都积满了雪，更看不清路了。一不小心，就可能掉进去。她告诉我，路边有个堰塘，却被雪填满遮掩，她和农民都差点掉进去了。如果真的掉进去，很可能就爬不出来，很可能就当不了工人，没有了后来。
进入八十年代 ，好像就开始暖冬了。有道是：“又冷又饿，日子难过。”，即使没有暖冬，肚皮不再那样饿，衣服不再那样薄，再冷也不怕了。此刻搜肠刮肚，也没有找出有关寒冷的记忆。唯有的是1988年1月出差到北京，北京真的冷。不过，我们说的是重庆，北京的冷就不说了吧。其实，按北方的标准，重庆的寒冷根本算不上什么。再冷也不过零度几度，而且零下几度的时候可能是几十年内才会有一次。想想零下三四十度的西伯利亚，重庆人还能报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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