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以前，天子都称为王。王是最古老的汉字之一，三横一竖。最上的一横为天，最底的一横为地，天子就是那个沟通天地的人，也可以说是老天在人间的代理人。
秦王嬴政第一次统一华夏之后，已经不满足于沟通
天地了，他觉得自己德兼三皇，功过五帝，所以从三皇五帝中取了两个字来命名他的新岗位，就叫皇帝。
作为中华的第一任皇帝，秦始皇非常勤奋，每天都要完成审批600斤奏章，非身强力壮无法胜任这一岗位。
秦统一了全国之后，用郡县制取代了邦国制，权力不再分散到各贵族的手里，而是向皇帝集中，贵族阶层退出了权力的中枢，华夏走进了帝国时代。这意味着帝国的老板只有一个，各级官员都是打工一族。
秦始皇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并不代表他感受不到权力的焦虑。皇帝拒人千里之外的威严，隐含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忧伤。
秦始皇用9年打下了天下，一路上他的权力常常受到弟弟和母后的挑战。对此，他是有心理阴影的。
为了限制了皇族的权力，他将太监为代表的宫廷势力和朝臣为代表的官僚势力打造成自己的班底。同时，他又让两大势力相互制衡，自己位居中枢，所以他的位置一直很稳，大局也很稳。
另外，为了挖断世家大户的根基，将贵族迁徙去了关中,以此，实现了资源的二次分配。
秦朝的权力架构设计看上去很稳，但只在历史上逗留了14年就灭亡了，这里面有几大原因。
秦帝国的郡县制属于垂直多级的管理模式。这个管理模式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管理成本非常高。
在郡县制中，县的下一级是乡，乡长就不是朝廷任命的，而是村民选出来的，相当于村民自治委员会，皇权不下乡，不是不想下乡，而是管理成本太高支撑不了，这也为宗法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这么大的帝国，很多边远省份的财政无法维持收支平衡，要想持续运转，必须靠中央财政进行转移支付。全国一盘棋，帝国要想维持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必须要拥有一个稳定的财政源，用于财政转移，否则帝国的系统运转很快断链。
一个新帝国要想获得稳定的财政源，先要获取初始信用，原始积累只能完全靠内部积累。这种内部积累是非常缓慢的，秦朝为了消耗统一之后巨大的军队产能，启动了建设长城这一巨无霸项目，在没有足够的内部积累的前提下，强行消耗这种信用马上引发了大规模社会动dang。
而且，秦灭六国后，统一了货币，禁止原来六国私铸，这导致货币数量的减少，利率飙升到了200%，货币量的锐减更加不利于初始信用的建立，从而无法建立起稳定的财政源。
第二个原因，帝国的发展容易陷入一个简单回路，滋生出万事唯上的集体思维，满朝文武只讲政zhi正确，而不去搞定事情，最后导致国家机器严重退化。
第三个原因是反噬力。秦帝国郡县制的根基并不稳，很快遭到贵族阶层的反噬。另外班底本身具有很强的反噬力，欲望和利益得不到持续地喂养，就会进行反噬。秦始皇死后，他的儿子没来得及打造自己的班子，便被秦始皇的原来两股班底势力所反噬，这两股反噬力包括宫廷势力的赵高和官僚势力的李斯。
汉朝就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权力的布局上采用的是铁三角结构。跟着刘邦一起打天下的沛县兄弟联同刘邦的外戚掌控中央权力，皇族分封到地方掌控地方军政。三套班底相互制衡，达成了平衡，因此南阳郡兄弟帮的富贵也持续了二百多年。
秦朝的寿命虽短，但对历史影响深远，其中一个深远的影响是秦始皇一统了文字。从那时候起，中华文化可以顺畅地对神州大地进行全面覆盖，对比之下，其他文明总是割裂的。
秦朝之后，华夏人的宇宙人生，有如涓涓细流，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毛细血管。比如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普通人在秦汉是很难出头的，因为秦汉的人才筛选机制是推举制，推举的主要依据是门第声望，你的家族在地方的声望越高，越容易被推举。
你被推举之后，你家族的声望会更上一层楼，这就形成了以太效应。寒门弟子很难出头，名望家族老能被推举。像三国时期的袁绍，四代都能当上部级大官。
极少数家族垄断了官职，形成了大士族，大士族的另一面所相对应的群体是庶族，几乎没机会当上官。
普通家族要出头，唯一的出路是等待社会体系缓慢的新陈代谢。士族跟庶族是不通婚的，久而久之只能近亲结婚，后代也就越来越退化。庶族的上升通道也不是完全被封死，他们的孩子可以通过立战功来当上武将。
一个王朝越到后来，战争越多，越来越多的平民孩子当上了武将，士族越来越衰退，庶族的势力越来越强大，过了某个临界点，便会洗牌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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