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避不开绅及官绅、乡绅，士及士大夫、寒士等这些概念，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就是古代官僚、知识分子，正是中国古代社会治理所依靠的中坚力量、也履行古代基层乡村自治大部分管理责任。
历史学者们认为，中国古代的官僚、绅士（士绅）、士大夫等这些概念其实是“异名同体”，它们都是对一类人物的称谓，又以“士大夫”为综合名词。大致而言，士大夫正在“当官”时就是官僚；士大夫从官位“离开”后就是绅士，又包括离职、退休等状态，总之是居于乡野，因此也称“乡绅”。士大夫等这些概念，还可以与古代知识分子划等号。
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识字和学习文化的过程需耗费大量时间和物力、只有少数家庭能够支撑。又只有学习达一定水平成为知识分子，才能成为士大夫群体的一员，因此这个群体传承性极强！当然，伴随社会经济发展，一些普通百姓也能识一些字、学一点文化，只是为更好地从事农业、工商业罢了，不属于士大夫群体。先说说士大夫群体的几个概念：
一是“绅”，它的造字：“纟”表示织物，“申”表示婚媾（婚姻），连在一起即“作为已婚标志的丝制腰带”，代表古代贵族和官员腰间所束、象征身份的宽丝带（绅带），引申就指代士大夫。“绅”字的字形还告诉我们：古人认为男子只有结婚之后才会成熟，因此选拔官员一定要已婚男子。
二是“士”，最初指当官有职位的人，后来指没有做官但有声望的读书人。这个称谓自先秦时期就有，开始指民间、底层知识分子，他们依靠自身技能依附于王公、贵族，为其提供各种服务。后来“士”多与科举考生联系在一起，“士”还指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人，与“正人君子”概念相同。
三是“绅士”，绅与士连在一起，常指朝廷候补官员。随着科举制度成熟，明清两代很多知识分子“士”虽有功名、但没有官位，绅士就多指代这个群体了，还有其他的离职、退休官员。他们非官而近官、非民而近民，在地方上有势力、有名望，还有较多土地财产，属于地位高于平民的特殊阶层。到近代“绅士”干脆就代指地主、商人、退职官僚了。
四是“大夫”，是古代官阶名，先秦诸侯国官员分卿、大夫、士三等级，大夫更多是指代中级官员。秦汉以后还有御史大夫、谏议大夫、光禄大夫等具体官职。明清两代，文职官阶中还有大夫（之下有郎、佐郎），对应武职官阶是都尉，都尉之上是将军、之下是骑尉和校尉。
五是“士大夫”，士与大夫连在一起，就专指一个特殊阶层，是官僚、乡绅与知识分子的混合体。下面就说说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基本特点，以及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的情况。
1、总体概括士大夫阶层、士大夫精神的特征。
一是古代士大夫拥有独享教育机会的特权。在知识匮乏且传播不易的古代，士大夫阶层独占知识、囤积知识，其具体实施场所就是太学、国子监这样一些只允许贵族和官员子弟进入的学校。获得知识后，他们会将知识商品化，出卖知识和能力给朝廷，即“学成文武艺，货与D王家”。
从好的方面讲，士大夫阶层是古代社会最有学识和才能的一群人，他们用知识服务社会，因此得到社会的尊重，中国古代社会有士、农、工、商等“四民”，士排在首位。因此在精神层面，士大夫们常常标榜自己靠学问立足于社会、用知识换取官爵，于是淡泊名利、清高以待问。
二是古代士大夫拥有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地位。士大夫阶层上乘定于一尊的D王、下启芸芸百姓。虽然在不同朝代，他们与皇帝或是主人仆人关系、或是主人奴隶关系，但始终是百姓的“父母官”。他们还“垄断言论”，在皇意、民意间起到上传下达作用，这几乎是中国古代唯一有效力的言论渠道了。
正因为士大夫阶层有这样的特殊社会地位，他们非常注重个人德行，因此“士”就代表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人。他们很多人都立志终身追求“道”（自然规范）和美德，并且身体力行、终身执持、牢牢固守。当然，这只是好的期寄，德行极差的士大夫也比比皆是。
三是古代士大夫拥有种种的社会特权。最主要是豁免徭役，不纳钱粮、不服兵役。还有特殊礼遇之权、包办地方事业之权、诉讼中奔走公门之权、买卖中免税之权、子孙继承官爵职位之权、畜养奴婢之权、接受官方教育之权等等。这应是统治者保护知识传承、稳定官僚集团“统治工具”之意。
因为有这些特权，士大夫阶层中为非作歹者大有人在，皇帝和百姓均有不满。因此，士大夫阶层也极力宣扬不营私、讲操守、安清廉，以期扭转形象。不结党营私，勤于职守、清廉公正不必说了，更高的追求则是“气节”，即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四是古代士大夫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古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源自然是土地，士大夫阶层很多人本就是大小地主。他们依靠已有财力支撑学习知识、垄断知识、贩卖知识，再通过种种特权来扩大财力，一旦高升进入了上层统治集团，便可以兼并土地、获取更多财产。
做为古代社会的“有产者”，很多士大夫也很有责任感、担当精神。官方管理覆盖不到基层时，他们便在社会治理中扮演主要角色；国家层面，他们更极力宣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样的观念，自古以来也有很多身体力行者！
2、中国古代“绅权”与“皇权”的合作与制约。
中国古代一直是士大夫与皇家共治天下，自秦建立统一王朝，能对强大的皇帝、皇权有所制约的，也就是官绅、士大夫的权威和权力了。历史上绅权与皇权共治大致分三个阶段：
一是汉唐帝国时期，士大夫们地位较高，能坐着和皇帝谈话、平起平坐讨论问题。这是因为此时官绅群体规模较小，多出自高等级贵族，或是皇亲国戚、或是世宦家族，典型就是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隋唐时期虽有了科举考试，但门阀制度仍占主导，唐代300年间的宰相仍被20个左右大家族包办。这些家族之外也有些财力雄厚者能学习知识、成分官员，但要跻身高级官僚集团比登天还难！他们被称为寒门、庶人，只能做一些小官，也有知识分子从军、谋求军功出人头地的情况。
乱世之时不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只要军事实力足够或许就能当皇帝，但培养具有社会管理才能的高级知识分子却需要一代代积累。因此，这些世家大族虽未必有割据一方的军政权力，但以大量庄园土地、雄厚经济实力为支撑，世代传承和积累知识，就能培养出来大量的优秀士大夫。
二是以宋代为代表的时期，士大夫们地位有所下降，只能站着同宝座之上的皇帝谈话。这是由于老的世宦家族在乱世中被tusha殆尽，宋王朝便在更大范围、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例证是唐代时每科进士不过30多人，到宋代已达每科千人、可以用进士治国了。宋代随着士大夫群体扩大，知识已不再囤积在少数世家大族手中，更多“中产”的地主、商人家庭有了培养知识分子的实力，能力出众的普通百姓可以通过科举跻身士大夫阶层，他们中很多人因此便具有“天下为公”的观念。
宋代及之后的元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雕版印刷术的成熟和普及，书籍制作的成本降低、被大量“复制”出来，便推动了绅士群体的扩大。但寒门、庶人想出人头地跻身高层仍是极困难的，尤其是士、农、工、商中的“工商”出身人士，做官受到极大限制，即便能也只是做些小官。
三是元明清时期，士大夫们地位猛跌，只能跪着和皇帝谈话了，基本倒退为皇家的奴才、皇权的附属。这是受北方游牧民族畜奴习惯的影响吧，大致也谈不上士大夫与皇家共治天下了。此事士大夫虽地位下降，但统治者为强化“统治工具”，更加卖力地培养各级知识分子、壮大绅士阶层，明清两代尤其如此，连生员、秀才等底层读书人都有豁免田赋徭役的特权，高级别的士大夫阶层特权更多，这必然导致社会上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阶级跃升通道”被阻断，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
3、乡绅阶层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绅士群体不断膨胀（尤其是明清两代），从而使乡绅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巩固。
我们知道，中华大地较早建立了中央集权帝国、有2000多年历史，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进步意义。但受生产力水平和财力制约，朝廷的管控很难覆盖至社会基层、特别是县以下，因此就有了“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就是在县城外的广阔乡村，是由当地占有土地、财力雄厚的乡绅和宗族元老们用乡规民约处理日常事务，实施基层社会自治。只要能按时按量完成赋税徭役任务、不发生恶性案件，地方官员就会采取放任态度、一般不插手基层社会的事务。
“乡绅”顾名思义就是乡间的绅士，包括地方上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生员秀才、科举“落第”士子、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的中小官吏等，一般同时也是地方宗族元老，总之是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他们无需朝廷薪俸，却扮演着推动官府在乡村社会贯彻、执行的角色，已具有基层单位职能，可以极大减轻基层管理的人力物力负担（也有接机中饱私囊者）；他们充当乡村社会的首领、代言人，出面维护乡村社会秩序，也会向官府反映民意。
明清时期中国的乡村自治已很成熟，就是一套以乡绅和宗族元老为主导，以乡规民约和保甲制为保障，效率较高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
最后补充一点：中国古代统一的封建王朝，如不能对皇权加以制约将是非常危险的，于是有历史学者认为，中国古代为社会稳定而对皇权的限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除了“绅权的缓冲作用”，还有一个方面也非常重要，就是“无为的观念共识和行事传统”，即主张在国家社会治理上少做干预、顺应天道、不求有利、但求无弊。在具体操作中，皇帝一方是“法祖”，即讲究不创新、不折腾；官僚一方是因循和“敷衍”，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的消极做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皇权膨胀、避免造成恶果，可以说与现代西方“保守主义”思想颇有些神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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