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前期200年里，中国人口出现爆发式增长，从1亿增加到4亿，更古至今都是奇迹！究其原因，除大家熟知的粮食作物引进、农业生产提升外，起决定作用但常被忽视的应是经济上亚当·斯密式的“生产分工”。
古代中国其实一直是地广人稀、人力资源紧缺的局面，直到唐宋时期，生产力水平显著提升、长江以南地区获得深度开发，中国人口规模才接近1亿，大致相当于当代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人口密度。因此中国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人口问题，加强人口统计管理，并出台很多鼓励婚育、增长人口的政策，但受生产力水平限制效果均有限。
中国人口大约在明代初期突破1亿、在清代前期200年里跃上4亿台阶。以往解释其中原因：主要依靠农业生产工具改进、畜力增加以及农作物品种的丰富，宋代引入占城稻优良品种，明清时期则有来自南美的番薯（山芋）、玉米、马铃薯（土豆）等作物引入并推广种植，总之是农业生产的进步。当然也有清代推行“摊丁入亩”、废除人头税（丁税）的功劳。
但我们容易忽略重要一点：应该是生产分工的深化、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就要提到亚当·斯密和他的“经济增长理论”了！亚当·斯密1760年代撰写的《国富论》中所提的一些经济学观点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常识”，其中一条：增加国民财富的关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深化生产分工！他还提到：通过生产分工可以提高劳动者技能、促进技术进步；而要想保障深化生产分工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关键在于顺畅市场交换过程。
明清时期的封建黄帝、官员们或许不知道亚当·斯密和他的经济学说，但他们鼓励专业生产、社会分工的一些具体举措（尤其是清代黄帝和官员），以及民间自发的、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一些行为，正暗合了亚当·斯密“经济增长理论”，个人认为，这些才是清代国民经济得以较快增长、并引发人口发生爆发式增长的主要原因。
1、清代黄帝和官员虽不是亚当·斯密的学生和信徒，但他们在大清广袤国土上推行“生产的社会化分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远胜于当时欧洲诸多小国家，大致有三方面。
一是中国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控制国土面积最大的时代，已达1300万平方公里，这是任何一个欧洲小国无法比拟的。广袤国土上不仅有大量的耕地，还有林木、草原、矿产等等。气候环境、自然资源、农业物产等的多样性，一直到当代都是中国最大的优势。
二是具有庞大且统一的商品市场。清代虽实施闭关锁国的国际经贸政策，但国内市场却是统一且足够庞大的！当时在主要省份间的水运交通已极便利、货物运输能力较之前有很大提升，清代前200年也没有关卡限制、商品交换顺畅，保障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从而推动了生产分工的深化。
三是众多的人口为深化生产分工提供了劳动力保障。不仅如此，众多的人口也扩大了消费、形成庞大的商品需求，反过来再促进生产分工，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总之，清帝国4亿人的国内社会产出是“惊人”的、是当时占世界经济三分之一比重的“庞大经济体”。
2、清代黄帝、官员应该对上述优势有所认知，自觉地因势利导、鼓励民间专业化生产，当然也有亚当·斯密所说的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社会和民间深化生产分工。
史料记载，清代的生产分工主要是“家庭型的专业化生产”，较之前朝的手工生产效率已有极大提升。在这种家庭型的专业化生产之下，朝廷、商人的投资能形成规模化生产，虽然较之欧洲的工厂化生产仍显落后，但也是巨大的进步了。以往常说这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应是不正确的，它与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差异极大，仍有鲜明的“小农经济”烙印。
史料还显示，清代的土地制度不同于前朝，更加灵活和商业化，土地所有权、租佃权、转租权、经营权的分离已很普遍且受到社会认可和保护，这就为家庭型的专业化生产创造了条件。一些本来没有土地的租佃农户，一旦持有稳定的租地契约就有意愿雇工，规模化经营榨油、榨糖等家庭手工业生产。这在之前的历朝历代是不可想象的。
3、清代黄帝和官员特别鼓励不同地域的专业化生产，很多地区和城镇形成了专业化、规模化生产优势，外部还有畅通无阻的交通、不设限制的市场，也成为专业化生产的保障。
清代不同层次的“市镇”在全国蓬勃发展，如著名的“天下四镇”广东佛山镇、湖北汉口镇、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等。这些市镇又分为两类：一是集散市场市镇，如汉口镇，地处沿海、沿河、沿江、沿运河的重要交通节点，以集散和批量交易商品为主要职能，可以为商品的顺畅流通提供保障。
二是手工业市镇，在生产领域尤显重要。一批专业化、规模化生产的市镇较前朝更具优势、更加繁荣，一些重要大宗商品（包括出口商品）在全国范围呈现明显的生产集聚效应。如景德镇，不仅是瓷器生产人口聚集，同时也是产地市场、交易上下游产品，辐射全国、行销海外。还有生产丝织品的苏州盛泽、生产铁器的广东佛山、生产印刷书籍的福建四堡等。
特别是在东南部沿海地区，依靠丰富而廉价的人力资源优势，大量发展棉布、丝绸、瓷器、纸张、书籍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比粮食生产的附加值更高，于是当地粮食生产退居“次要”地位。虽说当地粮食总产量仍很大、但大约仅仅能供给本地的密集人口，有一句民间谚语就印证了清代生产分工的这一变化！
宋代人有谚语“苏湖（常）熟，天下足”，说明当时的苏州、太湖一带粮食生产已超过北方（有引入占城稻的功劳），中原王朝统治阶级要靠长江中下游地区“商品粮”输出供养；而明代后期至清代，谚语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显示此时湖北、湖南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平原已取代苏湖（常）成为了全国“商品粮”基地。
大致情况是：中部地区在南宋时期开始拓荒、明清时期进一步开发，“湖荡洲滩”大面积围垦、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同时农作物结构多样化、农副产品商业化。清代尤其注重中部地区的开发，扩大粮食生产并大量输往北方，还鼓励种植棉花、烟草、糖、茶、药材等经济作物种植，以及借此地山地丘陵优势发展农产品、木竹的手工业加工以及矿产开发。
还有，随着清帝国版图的扩充，边疆地区统治巩固、经济初步发展，也促进了不同地域的专业化生产。东北地区，虽有封禁政策，但陆续有汉族居民迁入带动了当地农牧业发展；蒙古地区，官方极力扶持当地养殖业和皮毛加工业发展；西北地区，甘肃、新疆等地耕地增加，特殊色手工业也有发展；西南地区，随着大量汉民迁入，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有了进步。
4、总之，清代在深化生产分工方面确有作为，其结果就是人口大幅增长、经济繁荣。但它毕竟是封建王朝，家庭作坊生产也落后于工业化大生产，清代还长期坚守闭关锁国政策。因此，当人口从1亿“暴增”到4亿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粮食和资源危机、被西方人称为“饥饿的盛世”！
由于粮食短缺、人地矛盾突出，清代中后期民间械斗不断。典型就是南方地区的“土客械斗”，明末清初是就已存在但规模不大，到1800年后则愈演愈烈，蔓延至南方的广东、广西、江西、湖南，甚至浙江、苏北等许多地方。主因就是这些地区人口剧增、生存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极度短缺、人民生活困苦。其结果则是人口损失，仅1854年广东的“土客械斗”就造成上百万人伤亡，还有大量人口流亡海外。
还有“太平天国运动”，它对中国中部、东南部人口稠密地区的破坏极大，经济、人口损失惨重，虽没有准确的人口损失记载，一般认为超过5000万！当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方因人口快速增长对土地和粮食供应造成的压力。这些现象或许印证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战争论”！即战争的深刻根源在于人口的迅速膨胀，然后战争造成人口大量损失又反过来控制了人口增长，于是战争就成为避免种种社会经济危机的“调节器”！
马尔萨斯的观点当然是片面的！但它有助于我们观察清代人口增长与变化的“奥秘”：造成清代“饥饿的盛世”的根本原因，或许正是人口增长“过快”与经济发展“稍慢”之间的矛盾！而造成这一矛盾的根源，还是生产方式、经济制度的落后！如有适当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让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相匹配、共同提升，那么人口就不再是负担而是“资源”了。现代人有共识：高质量的“人口众多”从来不是负担、而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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