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当年重庆茶馆多，特别是码头上，吊脚楼上，摆两三张桌子就可以开茶馆，喝茶的人多。如今看不到那样的茶馆了，据说交通茶馆还有那么一点点韵味。因此，重庆人又兴起喝坝坝茶。
读过小说《红岩》或看过电影《烈火中永生》的人，对那新生市场的茶馆都还有印象吧？许云峰就是在那茶馆被叛徒甫志高出卖而遭逮捕的。那茶馆里人声嘲杂，店小二提着一把长嘴茶壶穿梭在茶客之间，不时高声吆喝着。卖报的、卖瓜子花生香烟的、卖炒米糖开水的也来凑热闹。楼上楼下，客人满座，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
那时，重庆城的茶馆特别多。九门十码头，到处都有。规模大的，摆几十张桌子，可容纳数百人；规模小的，也要摆十来张桌子，有时还得在街沿、门前、屋后加桌子凳子。不仅码头上茶馆多，城里也不少。新生市场就在现解放碑附近，竟也有好几家茶馆。笔者父亲1946年从合川乡下来到重庆，就曾给这些茶馆挑过水。从临江门河边挑到新生市场，180斤一挑的大桶，挑一趟的工钱可以买一个烧饼。
重庆茶馆以其历史悠久、数量众多、素具特色而名闻遐迩。据1947年3月的重庆《新民报》所载，当时全市就有2659家茶馆。抗战时期，大量下江人来到重庆，对重庆的茶馆赞赏不已。一个文人写道：“领略巴黎的情趣在酒吧，领略重庆的情趣在茶馆。” 的确，茶馆是各行各业、各个阶层、三教九流议事聚会的公共场所，在当年的重庆社会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在重庆时，都爱坐茶馆。
旧时，典型的重庆茶馆是吊脚楼，临街是铺面，二三十张大方桌，每张桌子安四根长凳，坐八个人，挤挤匝匝的。这一桌的人与另一桌的人几乎是背靠背，伸个懒腰都不行。人实在太多，则在门外街边摆临时茶桌，放小板凳，甚至捡一块砖头来垫屁股，茶碗就放在地上。茶具则全用白瓷碗，有托盘。茶倌上茶，只见那手一转，八个盖碗就落在每个人面前，然后用长嘴水壶冲水。又是手一转，八个盖子便规规矩矩盖在了那碗上。那动作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茶倌那续水功夫也叫人喊绝。哪怕隔着一张桌子，隔着好几个人的脑壳，他也能将那开水给你递补过来，让你的茶碗装得满满的，不喝上一口便不能盖上盖子。手一扬，那水柱立即收断，绝不会掉一滴漏一滴在那桌子上，更不会落在别人的脑壳上。
茶馆的灶打得特别。一个大老虎灶旁另有两三个灶眼，专供水壶烧水。火焰熊熊，那水眨眼工夫就开了，再多的人吃茶也不怕。几十张桌子几百个茶碗，茶倌在其中穿来穿去，没个停的时候。即使晚上说书，续水的活也少不了，相当辛苦。
茶馆也卖开水。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相当多的重庆人都到茶馆去打开水，五磅保温瓶一分钱，八磅保温瓶一分五厘钱。如果不是市民对开水有强烈的需求，经过文ge“破四旧”，重庆的茶馆可能也就难以恢复了。
茶馆也卖瓜子花生之类。剥瓜子，喝沱茶，饿了再泡一碗炒米糖开水，或者从隔壁面馆喊一碗小面来，竟可以使那些老茶客过上一整天。可惜的是，在物质紧缺的年代，茶馆什么也没有卖的，茶客们往往只能靠水来打发肚皮。
解放后，经过整顿，加上闲杂人员减少，茶馆的数量也急剧减少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解放碑附近的茶馆只剩下“红旗茶馆”，在原“大众糖果店”背后（现商业大厦地界）。中间是一个大天井，摆有几十张桌子，很是热闹。此外，大众游艺园里、保安路（现八一路）靠磁器街附近等地方也还有几家。随着码头机械化程度提高，不少码头逐渐被废弃，九门十码头的茶馆也逐渐减少。笔者小时候住临江门，记得上个世纪50年代都还有十来家茶馆，大跃进一过，就只有两三家了。
“文ge”中，茶馆被当作“封资修”，几乎被全部关闭，只剩下“老虎灶”供应开水。但是，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作为一种风俗习惯，作为重庆人的一种生活需要，那种政zhi强力是难以将其彻底摧毁的。形势稍一好转，茶馆又开始复活。开始是一些“老虎灶”摆上两三张桌子，供那些退休老头喝茶；后来规模逐渐搞大。不少“老虎灶”都有二三十张桌子，天天客满为患。中华路原交通局隔壁有一店面，本已改为饮食店，上个世纪70年代初也顺应潮流，恢复为茶馆。笔者一同学从农村调回来，还做过那茶馆的“老板”（负责人）呢。
重庆城的茶馆真正衰败是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旧城改造的加快，那些在小街陋巷顽强挣扎的茶馆终于遭到灭顶之灾。如今，老城区内再也难以找到一家传统意义的茶馆了。在偏远点的地方，可能还能找到，但也今非昔比了。四公里原来有一家茶馆，店面太小，茶客们便将茶端到人行道上来。那盛茶的也不是盖碗了，而是搪瓷盅盅。喝茶的大多数是进城打工的农民，权当歇凉而已。真要体味坐茶馆的滋味，城里人大概只能到磁器口去。古镇小街上还有不少茶馆，那河边也有露天茶铺。
作者：李正权 公众号：重庆乱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