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文献记载，成汤有两位重臣，一位是被儒家广为推崇的伊尹，另一位是仲虺(huǐ)，两人堪称成汤的左膀右臂。仲虺在后世的认知度远不如伊尹。《左传·定公元年》记载“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我们不妨称其为成汤的左膀。
《尚书·商书》收录的《仲虺之诰》记载，成汤把夏桀驱逐到南巢后，心中惭愧，害怕遭到谴责，于是仲虺作诰，宣扬了成汤讨伐夏桀的正当性并对成汤的军政方略提出了建议。《史记·殷本纪》记载，成汤远征夏桀、三朡返回途中，经过泰卷陶时，“中垒”作诰。我在上文分析过，泰卷陶即今天蒙古国的Tavan Tolgoi，蒙古语五座山峰的意思，原始朴素的地名说明这里自古就是游牧民族在广袤草原上的天然地标。我认为《史记》中的“中垒作诰”与《尚书·商书》中的“仲虺之诰”是对同一事件的记录，中垒就是仲虺。
甲骨文“告”字
“作诰”是商部族的宗教仪轨，因此不见于商代之前的文献。周代以后把王的命令称为“诰”，已经摒弃了商部族“诰”的宗教和文化内涵。“诰”的字源是“告”字。我认为甲骨文“告”字是游牧部族首领的权力标志物——纛(dào)旗与“口”字的结合。纛旗顶端的三杈是萨满身份的象征。甲骨文“口”字是神明之口，也是商王/萨满之口，象征着商王/萨满是神明的代言人。因此甲骨文“告”的本义是商部族的立纛旗祭天仪式，商代的“诰”是主祭者(萨满巫师)代表上天和祖先神明在祭天仪式上即兴吟诵的祭词，这对主祭萨满的能力和部族内的身份有很高的要求。
蒙古族的敖包祭 图片来自网络
《宋会要辑稿》记载了辽帝举行的契丹祭天仪式——“立杆”，即在神杆周围堆石以保持固定直立，我认为就是契丹人从其商部族祖先传承的“告”仪轨。在现代蒙古族的“立杆祭天”和祭敖包仪式上，仍能看到甲骨文“告”字和甲骨文“亳”字里的纛旗（参考前文《成汤的远征》），与契丹人的“立杆祭天”系出同源。
篆字“厽”
“垒”的字源是“厽”，至今未见“厽”的甲骨文，推测与上图篆字“厽”写法类似。我认为“厽”的本义是祭天仪式上固定纛旗的神性石堆，也就是今天蒙古族敖包的原型。纛旗是祭天仪式上最重要的神性权力标志物，被特意装饰，用石堆固定并高高竖立起来，就是甲骨文“中”字的意象。下图这个甲骨文“中”字的写法甚至细致地表现了纛旗顶端的三杈标志。所以甲骨文“中”字的本义是商部族祭天仪式上竖立的纛旗，象征着天赋王权，无比神圣。“中”在哪里，哪里就是王之所在，哪里就是天下的中心。“中”字的“中心”、“中央”之义就是从商部族祭天仪式上的这杆纛旗引申而来的。
甲骨文“中”字
因此“中垒”有很明显的指向性，是主持祭天仪式的商部族高级萨满的专用称号。成汤消灭夏桀和征讨三朡后内心惶恐不安，侧面反映了当时战事的残酷程度。归来途中在神性地标“五座山峰”之处由“中垒”仲虺主持这次“立杆”祭天仪式，最重要的目的是请上天和祖先神明为战争正名，为成汤赋权和祈福除祟。
除了担任商部族的萨满巫师，仲虺还是成汤的军事参谋。在《仲虺之诰》里他表述了自己的军事谋略——“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也就是是兼并弱小的部族，攻打落后的部族，掠夺混乱中的部族，奴役流亡失所的部族，推动对手的灭亡以巩固自己的生存，本族的疆土就会壮大。成汤对葛伯、昆吾、夏桀、三朡等部族的一系列征伐完美地贯彻了仲虺的军事主张。后世的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诸部时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甲骨文“邦”字中同样出现了甲骨文“亳”字里的纛旗标志，注意该字里的“田”不是指耕种用的农田，而是游牧部族最为珍视和依赖的牧场。维持游牧生活方式需要广阔的草场，尽可能多的占据可放牧的土地是军事化游牧部族的典型思维方式。
甲骨文“邦”字
我在前文分析过，商王都是商部族最高等级的萨满。本身就是大萨满的成汤何需仲虺越俎代庖，主持最高等级的祭天仪式呢？其实这反映了商政权建立之初，商部族联盟的几支核心部落还享有比较平等的地位和参政议政的机会。仲虺能为成汤的左膀，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