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思想家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对科学研究的程序做了逻辑组织，创立了归纳法、实验科学思想，从而构造了全新的世界科学思想！他还喊出“知识就是力量”，在近代传入中国、对中华传统文化思维产生重大影响。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散文家。他鼓励人们以科学方法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他提出：人类只有通过实验和认识工具的提高，才能纠正感觉的虚妄、认识到事物本质。培根全面革新了人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评价：培根是整个实验科学思想的真正始祖。
培根是一位神童！12岁就进入剑桥大学深造，期间他对传统观念和信仰产生怀疑、开始思考社会和人生真谛。3年后培根成为英国驻法国大使的随员，他走遍整个法国，接触了很多新鲜事物、汲取了大量新思想。后来，他担任英国女王的特别法律顾问、朝廷首席检察官、掌玺大臣等，晚年受拖累被逐出宫廷，脱离Z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活动。
培根还是一位散文家，著有文学随笔集《论人生》（《道德与Z治论文集》），书中以哲学家的眼光思考人生问题，文笔优美、语句简洁、趣味隽永、格言精妙，是欧洲近代哲理散文经典。当然，培根一生最重要的成就还是晚年写成了一批近代思想史上的伟大著作，代表作就是《新工具》，包含了以归纳法为基础的科学思想，最著名就是“知识就是力量”。
培根晚年曾有写一部《学术的伟大复兴》的宏伟规划、分为6部分：导论、科学方法分析、工匠学问和实验实例百科全书、运用新方法分析事实、讨论已有的科学理论、新自然哲学等。这个庞大的写作规划其实只完成了很小一部分，但第二部分“科学方法分析”已完成、被单独命名《新工具》（又名《解释自然的一些指导》），这个名字是相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以演绎逻辑为主的6篇著述）而起的。
很显然，培根的这些科学思想、实验方法论、逻辑思维方法，都是中华传统文化思维中较欠缺的部分，它们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显得极其重要。因此，近代中国那群努力“睁眼看世界”、尝试接受现代化理念的思想家们，都对培根的思想倍加推崇！很多人都曾提到《新工具》，仅译名就有《格物穷理新法》、《论新器》、《格致新理》、《致知新器》（严复）、《新机论》（鲁迅）、《新具经》（章士钊）等等。
1、培根的《新工具》出版于1620年，正是中国明代的天启初年，距明朝灭亡、清军入关仅差20多年。
1600年代明末清初时期，尽管也有外国传教士向中国介绍西方宗教、哲学、科学，但在当时闭关锁国的背景下，中国人不会关心、也很难理解培根的思想，对它们知之甚少。只是到了19世纪中后期的“洋务运动”时，开始有人关注培根，如钟天纬、郭嵩焘、严复等人，都曾向国人介绍培根的思想。
现在考证，最早介绍培根的中国人，应是维新派启蒙思想家、文学家、报人，苏州人王韬（1828-1897年），他曾通过译书、办报、主办考课等方式促进现代化思想在中国传播，他在《瓮牖余谈》一书中（1873年前完成）曾有800余字的文章介绍培根的科学思想，翻译书名为《格物穷理新法》。
2、1877年，《新工具》在中国就有了一个相当规模的节选译本，是由慕维廉、沈毓桂译著的。
《新工具》全书完整的中文翻译版本，早期应是1934年10月上海辛垦书店推出的、近代翻译家沈因明的译本，这个译本起名就是《新工具》、一直沿用至今。不过，在更早50多年的1877年，《新工具》就已有了一个相当规模的节选译本、可谓意义重大！主要译者是一位英国传教士慕维廉（Muirhead William，1822-1900年）。说到这里，必须先提1843年至1863年间，一群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墨海书馆”。
这个墨海书馆，建立的目的就是通过翻译和刊印书籍（主要是圣经），将西方文化传播到中国。主要参与者包括上面提到的王韬，也有慕维廉。慕维廉生于苏格兰的律师之家，自幼博览群书，于1846年来华，在上海、苏州、天津、牛庄等地传教，晚年还获爱丁堡大学神学博士学位，有人曾评价他：在华50年闭门著书、朝夕不倦、共成大小书40余部，其在墨海书馆的主要代表译著是1856年刻印的《大英国志》。
1877年，生活在上海的慕维廉，很可能是受原同事王韬的影响，与另一位中国近代翻译家沈毓桂合作，着手摘译《新工具》，译名为《格致新法》，先连载于《格致汇编》杂志1877年各卷、后连载于《万国公报》杂志1878年各卷。在两杂志的中译文基础上，1888年，他们又完整地译出《新工具》第一卷130题，以《格致新机》为名由上海广学会刊印出版，出版后即“阅者甚为嘉许，几乎不胫而行”。
我们知道，《新工具》原著分两卷，第一卷批判了阻碍人们认识的四种假相，第二卷论述和具体运用了认识自然的归纳法，即归纳出一个普遍有效的法则。《新工具》原著是不分章节的，慕维廉、沈毓桂则按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将原序和第一卷正文内容分为七章。总的来说，这个译本虽只翻译了原著的第一卷，但基本传达了《新工具》的主旨思想，尤其是揭示并批判了人类认知的四种假相：
一是族群假象，就是以人为中心看待世界，从而扭曲了世界的本真；
二是洞穴假象，就是个人观察世界时，因性格、教育等背景而带有偏见；
三是市场假象，就是人类交往语言等信息传递不准，从而形成思维混乱；
四是剧场假象，就是对经典学说没有进行批判就盲从，从而引发的混乱。
3、尽管《新工具》全书在中国出现较晚，但章太炎、梁启超等一批近代思想家早就不遗余力地传播其中的思想。
慕维廉、沈毓桂的这个译本在1880年代刊印数量有限，后来虽多次重印，总的来说影响也不甚广泛。不过，单就它早出版50多年这一点就有着非凡意义，因为当时能接触到书中内容的人，很多都是近代中国社会中现代化思想的卓越传播者。如鲁迅，他在1908年6月的《河南》月刊上就曾署名“令飞”发表《科学史教篇》一文，介绍了培根的思想和不足。
再如章太炎、梁启超，据考证他们都是《格致汇编》、《万国公报》的读者。正是他们首先了解到培根的观点，再在大众中大力施以传播，从而让现代科学思想、实验方法论等逐步被中国社会所接受。
先来看章太炎，他在1904年重订本《訄（qiú）书》（记载其早年思想的论文集）首篇《原学》中，就提到培根，大致是说：培根首先站出来，全面攻击欧洲封建神学在人们中间造成的盲目偏见，反对虚伪的封建道德说教、宣扬利己是人的本性观念。
再来看梁启超，他在1896年编印的《西学书目表》中，专门录入慕维廉、沈毓桂翻译的《格致新机》；他还在1902年撰写《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一文，专门介绍了他认为的“两大家”培根、笛卡尔。梁启超围绕《新工具》所发的议论对现代中国人非常有启发，即便是当下也应好好体会！
梁启超提出：“为数百年来宗教界，开一新国土者，实惟马丁路德，为数百年学术界开一新国土者，实惟培根与笛卡儿。……因为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家、新世界。”这些正体现了梁启超对现代科学思想的基本认识：
正是由于培根的出现才让学问始归于实际，英国人数百年来受益匪浅。而中国的学风之坏，不只是在形式上、更在精神上，即中国做学问者只尊古人、尊权威，没有自己的思想。要救中国就必须根除学界的奴性，培养自由独立之精神，既不为“中国旧学之奴隶”、又不为“西人新学之奴隶”。
梁启超说得真好！颇值得我们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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