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一个新概念
胡适是否回避了“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其实并不那样绝对，在胡适的比喻中，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读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虽然他并未提出“观念创造历史”这样直截了当的观点，而是认为“实在”有着人造的形式，而“小女孩”的比喻，也可以从实在角度理解，因此，可以说，胡适对于实在的看法是，“实在”虽是“实在”，但受到我们创造性的影响，由于这种影响存在，过去（这里可以指作为“历史”的实在）并非已经结束了的确定性存在，而是有着开放的未完成的形态，过去有我们（现在）的主观参与、介入。
这样的认知，当然是对“绝对客观”的质疑，对客观规律性的质疑。
这样的质疑，就是实验主义的精神气质，是其挑战理性主义、历史决定论（波普意义上的）的思想勇气的组成部分，它形成了20世纪思想界的主潮，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思考方式与思维氛围。
这一点，可以从历史学内部的反响看出。
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著民的左翼学者（亲苏）E·H·卡尔在其《历史是什么》一书中就明确提出“客观的历史并不存在”，但他对此结论不得不有所保留，“这和否认真理的存在不是一回事，这种否认会毁灭判断标准的任何可能性，使得研究历史的任何方法就像任何其他方法一样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由此，他提出一种“中庸”的认知：
在这里可以维持客观真理的存在，但是没有哪位历史学家，哪个历史学派能够希望达到这个客观真理。哪怕是一点点接近和一部分接近都不可能。
卡尔认为，事实中立的说法是基于世界持有理性的自由观点的产物，是19世纪的观点。而他的观点是：历史是历史学家与过去的一场“永远的对话”（在本书中，我将使用“互文性”这一概念来表达这一对话过程。互文性，包括主客体之间的互文、历史写作本身内部的互文，以及“过去——现在——将来”的互文三个层次。互文性概念并不是否定历史这一客体的存在，而是强调“历史以什么方式存在？”这样一个操作性话题，这就是我说的通过“话题转换”来拯救思想论争中那些无效又无益议题的思路）。
卡尔说，“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交通，现在是由过去铸造的，然而又不断地再现过去。”还说，历史是“历史学家与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的永无止境的问题交流。”
这都是谈互文性。
动词“历史”的历史
也就是说，“历史是什么？”的客观性问题，是一个19世纪特有的问题，科学主义时代的独特焦虑。这，无论是在西方史学脉络，还是本土传统，这样的焦虑都没什么重要性（但并非没有）。
这里先就本土传统对此做一简单梳理。
《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手又指中，中，正也”。
这条解说明确界定了史的动词性，其中还特别注明此字“从手从中”，这按照汉字六书的构造原理，则“史”表示一种以手记录某事的行为是毫无疑义的。关键在这个“中”的解释。晚清以来的小学家（文字学）认知不一，有释“中”为策，简策之策的；有说是“簿”的，簿记之簿。著名的甲骨学者罗振玉依据江永《周礼疑义举要》认为，“簿”与“中”的关系，是因为“治中”的官职即掌管簿记，如《周礼秋官》中“断庶民狱讼之中”。日本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则将“中”解释推进一歩，以为与射礼相关，射礼中有“凡射事饰中舍筭（算）”，即计算射中的数目。“筭”是竹简，而“中”则是盛简的容器（投壶之类）——这一解释与王国维相同。
由此看来，“史”多少有些后世所谓秘书的意味，只是此后的分工尚未达到当时的细密。如《史通》所说，“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案《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曲礼》曰：‘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
这也是章学诚“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的意思，这“成法”就是一套工作规则，也就是上文所提及的各史各自不同的职责，其所载记之“本事”是什么，取决了这套规则的约定，“事”变化无穷，难以掌控，而规则却是固定的，是可掌控的（这正是“故事”的最初意义，下详）。
说到底，“史”就是这种秘书工作，因当时官府活动留下的这些文献由其记录保存，所以也就被称作“史”，这就是史的名词化，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史也就是这个，但它毕竟是次生意义上的，作为动词的“史”才是第一位的。
这一点，从“史”之对词“诵”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
《国语·周语》有一句“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是瞽史对举，按“瞽献曲史献书”的说法，可知上古时期“文化”工作是按此两类分工的，具体而言，就是文字化的记载与口语化的传诵两途，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讲，口语化的传诵应该早于文字化的记载，因此瞽史对举而瞽字在前。《史通·史官建置篇》说“前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这里的“沮诵”，其职务是讲述传授往事，往往由盲人担任（正如传史诗的荷马），故《国语·楚语》有“矇不失诵”， 矇或写作瞢，瞢瞽同义，它也有着严格的传承脉络，如《庄子·大宗师》所说：“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
也就是说，“史”本来具有口传与文字的双途流播，但此后则是文字记载几乎一党独大，这当然与文字及记载材料的稳固性有关。而其胜出口传的具体时段，大约可以推断在汉初，我们知道，当时的经学，还都是由“博士”口传的，如秦博士伏胜百岁还在传其所业（一般认为与秦焚书有关，但如果没有沮诵传统，一火之下，哪来的二十九篇传言？）。此后由于竹简的大量使用（国家工程），口传系统才慢慢被书写系统代替并胜出。
这是从官史角度看，“史”不仅是“记事”，且还有“讲述”，这个“史”，当然是动词。
如果从民间从角度看，则与“史”对举的是“故” （上面提及的瞽史口传并非完全消失，而是流入民间），“史”走书写系统、走官方一途，“故”走口传系统，走民间一途（湘方言谈故，有讲古一说，讲古即讲故）。《说文解字》释“故”，是“从古从文”，也就是说，“故”也是关于过去的记述。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则“故”还有死亡、原来、古旧等义项，比如故智、故旧、故习、故实、典故、故态、故我等等，而“故事”的本意，就是指延续下来的行事制度，例行公事等等，如“虚应故事”，这里的“虚应”，并非我们现在理解的虚构，而是态度不够严谨，就如现在流行的“玩忽职守”“戏说历史”。
清理出这些脉络，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现代人理解的历史，与其起源意义的“历史”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一区别在于，现代人将历史当做名词，当做某种固定的物化的东西，而起源意义上的历史是一种记载传诵，是一种行事，是动态的，这也是我说“历史是个动词”的原因。
如果从传诵这一更古老的历史生产传播途径看，历史就更是当下与过去的互动，是传诵者与先贤的互动，同时也是传诵者内部的互动，这种互动是多重的，是动态的，这种互动也就是我说的“互文”。
历史的这种互文性，并非我的发明，古史家们早有表示，如《南史》（十七）说：“旧者非旧，因新以成旧者也”，也是强调这种互文性——新与旧是相互建构的，强调对待而立，而非独立。基于这种认知，“历史”的地位就绝非像我们当下那样被看重，故《南史》中甚至有这样的说法：“陈迹敷陈，尽在鬼箓，过去之事，何足挂齿？”（《南史·扬子津传》）。
从《南史》这种新旧对待互动视角看，我们所谓的过去的事实，就必然是与当下情境相关的，这也符合王夫子“物不孤，必有对”的说法。换句话说，“过去”并不能独自存在，过去只有相对于当下、未来才存在。或者，过去不过是当下的自我表示。换句话说，历史是现在的我们对过去的呈现，因此，历史是一个动词，且处在现在进行时态。这样，我们就将“历史是什么？”这个客观主义问题转换为“历史以何在方式呈现？”这样的主客互文的陈述，一个无效的提问因此也就得到了有效的救赎。
为什么一定要转换提问方式？
“历史是什么？”或许是永久的焦虑，困扰着每个现代人，但这样的困扰并非来自“历史”自身，而是我们认知方式造成的。如果不改变我们的认知方式，这样的困惑就将如幽灵般地骚扰着我们，而至于永无安宁。故，转换思维方式实在是基于我们自己的心灵需要，基于我们现时代存在的需要。我们只有认识到我们身处时代的这种心智物化状态，才有可能真正进入“历史”，才能利用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智慧。这种转换，有时需要庄子式的思维，比如在《秋水》篇中，庄子写道：“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始终无故”。庄子在这里用了一个“故”字，“无故”之“故”。这个“故”字就是我们上面分析的与“史”相对的“故”，也可以理解为“本来状态”。这种“故”（过去）是“恶乎往而不可哉？”，是“往而不反”的，是非静止、变动不居的。它即是老子所说的“道”（一阴一阳之谓道）、时间或历史。它是永恒的流动，即万法的虚空，现实世界中万物的变化，也即历史，不过是这永恒波动的表面现象而已，哪来什么本质？
老庄替我们转换过思想方式，但我们却依旧固守着故辙，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故智罢？！
作者：邓文初 公众号：一个思享家的走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