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二年(1807)，叶名琛生于湖北一书香世家，其父经营草药生意，家境殷实。
时值中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前夕，青年叶名琛因文采名噪一时，道光十五年(1835)考取进士，三十一岁上任陕西兴安知府。
接下来，清室历经虎门销烟、鸦片战争、战败开埠后一落千丈，而同期的叶名琛顺风顺水，在云南、甘肃等内陆省市锻炼一圈后，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擢升广东巡抚，开始在国际政坛露脸。
能任职广东的，一定是出类拔萃的。
到任次年(1849)，英国人提议进驻广州经商，叶名琛便找来大量群众围观抗议，洋人望而却步。事后道光说：“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中外绥靖，可以久安，实深嘉悦！”并封他为一等男爵。
到咸丰时期，无数地方官因镇ya太平军不力遭到革职，叶名琛却成功消灭了省内拜上帝会残余势力，诛杀叛贼数万。
保住广州，就保住了钱袋子，清廷进而封叶名琛为体仁阁大学士，让他名义上进京履职，实际兼任两广总督，留守广州。
作为汉人，叶名琛仕途之顺可谓罕见。
亚罗号事件
在清朝，两广总督完全可看做是财政兼外交部长，通常会面临太多突发状况，比如“亚罗号事件”。
这是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件“小事”。当时，清方扣押了一艘执照过期的英国商船及水手，这事在全世界每天都有发生，通过协商不难解决。
然而英国人这次出奇强硬，借机要求道歉、赔礼，甚至开埠。叶名琛只答应放人，合乎情理地拒绝赔款道歉，英方恼羞成怒。
咸丰六年(1856)九月底，英军突然闯入珠江，炮轰广州沿海各处炮台。
枪响时，叶名琛正在出席武乡试，闻讯后说：“没事，晚上他们定会离开。”同时命水师不准还击。
次日炮轰继续，总督行事照旧。
再一日，英军已经登陆并占领了炮台和商馆，叶名琛仅是下令终止贸易，依然拒战，拒开城门，更拒绝任何谈判。
英军无奈，开始炮轰总督衙门，至此叶名琛还是没有部署，反倒躲进衙门深处的一座文庙，烧起香来。
显然，他面临着一个比英夷更为棘手的难题。
早在“亚罗号事件”发生当天，叶名琛就将情况上报北京了，不久获得咸丰密旨：“当今中原未靖，贼氛方炽，岂可轻起边衅...”
中原未靖，意指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以推翻清帝为目的，而洋人只想做生意赚钱，所以咸丰视天国为头号敌人，不愿与洋人结仇。
同时，叶名琛又想起了道光给两广高级官员的要求，即“上不可辱国体，下不可开边衅”。
他还想起了林则徐，那个凭销烟一展国威，却开了天大边衅的钦差大臣。
再把道咸二位爷的思想一结合，这人就彻底傻了，寻思要不辱国体，那八成得开边衅，开了边衅又打不过，到头还是受辱...
既要，又要，还要。叶名琛一盘算，得了，干脆在衙门内设一处长春仙馆，供上八仙，甭管夜深人静还是炮火连天，都钻进算上一卦。
一年过去了，他数次得到吕洞宾的指示，确信会有天兵天将下凡打退英夷，同时把捷报递往北京。
这年，英法联军逐渐集结，事件也从局部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破城之际，巡抚柏贵曾自作主张派人议和，而那人又绕回来请示叶总督，被断然拒绝。
秉着“上不可辱国体，下不可开边衅”的信念，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直到广州沦陷，英军大摇大摆地进入帅府把自己逮走。
这出空城计，空的竟是脑袋。
叶名琛被英军带走
咸丰七年(1857)，叶名琛被英人带上了一艘名为无畏号的军舰，据《香港纪事报》：“军舰上所有军官都很尊敬他，偶然有人上舰，也会向他脱帽致意，他也欠身脱帽还礼。”
敌方的善意带来了假象，使他估错了目的地。
有个随行汉人看不下去了，以手指海让他自尽全节，可他自信地说：“不是我怕死，眼下我就要去英国面见女王了，到时要和她当面对质，问她为何无端起衅，再晓以大义。”他还写诗自比苏武、文天祥，以示自己“不辱国体”。
五十天后，军舰抵达印度，叶名琛在加尔各答遭到了非人待遇，印度人让他身着大清朝服，头戴三眼花翎，整日坐在一个玻璃房中供人观看，还卖起了门票。
在意识到自己去不了英国后，叶名琛便开始绝食，临终前感叹：“辜负皇上天恩，死不瞑目！”次年，当他的尸体被送回广州时，清廷对此却极为冷淡。
原来，咸丰怕他在外惹事，就早早以“办事乖谬”的罪名将其革职，对外宣称叶名琛只是庶民，立场不能代表大清。于是乎，民间开始盛传叶名琛误国，百姓称他“六不总督”。
笔者认为，叶名琛误国是一定的，正因他的过失，联军从广州一路打到北京，使皇帝被迫逃往热河，最终崩逝，这个罪责放在任何朝代也是极重的。
不过，如果连一个顶级知识分子，前期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之人行事尚且如此，恐怕就不是个人问题了。
上不可辱国体，下不可开边衅。好嘛。战，开边衅；和，签条约辱国体；守，守不住，先开边衅再辱国体；死，不着急；降，辱国体；走，辱国体，更辱自己。这“六不”乍一看十分强硬，再细品，它根本就是一种不知所措的表现，心里想着“我全都要”，实际上却啥也干不了。
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早晚会尥蹶子，踢伤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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