祷于尼丘得孔子---出身艰难
“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於尼丘得孔子”野合这个词，在先秦时期男女还是比较放纵自由的时期，并不代表不道德，更多的代表生下这个孩子是比较低贱的意思。说明他的身份并不被叔梁纥的家族所承认。更不幸的是，孔子一出生，叔梁纥就死了。而孔子和母亲甚至并不知道叔梁纥的墓地在哪里。
孔子的母亲颜氏是平民，孔子是在一个平民的环境中长大的，可以想见这样的境况下他的童年并不见得会有多么温馨。
生理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生最初的四五年是处于理解自身与外界环境的联系和互动，构建心灵的整体性的阶段。孔子“为兒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从中可以看到，孔子以游戏的方式，模仿贵族对着祭祀用的俎豆等器具磕头，这显然不是平民孩子所通常选择的游戏。这就像一个宣誓，幼年的孔子以这种方式向他周围的环境宣称：不，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是贵族。
孔子首上圩顶，头上有凹陷。虽然这不同于残疾，但是外貌是一个人对自己最本源的认识。同时，孔子长得很高大，史记他有九尺六寸，约高一米八至二米。外貌上的突出特征很有可能在幼年时期给予孔子困惑，更加深了他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感觉。虽然没有史料来证明他受到歧视，但是孔子在论语中常有“小人”的说法，比如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小人长戚戚。
总而言之，孔子人格渐渐形成，他以君子之道为追求卓越感，超越自卑的手段。
携母棺于五父之衢---阶级跃迁
一个人对优越感的追求是贯穿一生的。
很快孔子来到十多岁。少年孔子的母亲去世，而此时他仍未被承认为叔梁纥的儿子。孔子此时做了一件事，他带着母亲的棺椁来到五父之衢，衢是路口的意思，在人来人往的路口，孔子对大众说，“我想让我的母亲与父亲合葬，但我不知道我父亲的墓在哪里。我的父亲叫叔梁纥。”-- 这很类似现在的公共舆情事件了。很快有人将叔梁纥的墓地位置告诉了孔子。孔子得以将父母合葬，母亲埋进孔家祖坟，儿子自然认祖归宗。
当然可以想像这中间的过程没有那么简单，孔家的人必不愿承认孔子，奈何孔子借由“舆论”造势力，终于正式恢复了贵族的身份。
中国由商周以下，重视血统世袭。孔子对于得到孔氏家族的承认，恢复士的身份，除了能得到更好的学习条件 – 在春秋时期，上学读书是贵族的特权- 以期达到超越别人或者说超越自身的目的之外，还意味着孔子终于解决了身份焦虑和群体归属的心理需求。
中国或者说孔子生活的中原地区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群体的古老记忆从漫长的历代变迁中深深植入孔子和他同时代的人的思维方式。在这里，乡土，宗族作为关键词的集体潜意识，影响着每个人的行为选择。中国特有的宗族观念，是一个扩大化的“家”的观念，家国天下就是一个典型的扩大化概念。
荣格说，集体无意识是可以被遗传的。集体无意识既非来源于个人经验，也非个人后天习得，而是与生俱来的。
集体无意识是强大的，它令孔子终于借由平民母亲的离世的时机，回到父系贵族的阶层，完成跃迁。这也是一个人生的隐喻，彻底抛弃割裂与母亲和其所代表的优柔，无序，包容的环境，回归到一个有极严秩序和强权的父系环境。
从政鲁国中都宰---杀伐决断
孔子在教书生涯中，他看到大贵族架空国君扩张权力的野心，孔子一再强调回复周礼的重要性，不止一次地在各个场合说周礼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礼实际上是一种遵从阶级秩序，天子极富智慧，臣子忠君，民众陶陶安乐，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国。
但春秋后期，大贵族们野心不断膨胀。所谓家臣执国政。
三桓之一的季氏领头，将鲁昭公逼得流亡国外八年，而后，阳虎作为原来季氏的大家臣，也有样学样，造季氏的反，鲁国上下这样的君不君，臣不臣的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显然不是孔子所说的符合周礼的国度。
但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时期，大贵族们只是要掌权，没胆量杀国君。就算是战争，也主要是贵族们列队震慑，可以说是温和的战争形式，与后期战国中大量平民奴隶参战，尸横遍野大不一样。
孔子在五十岁时收到三桓的聘书出任中都宰。孔子的学说是一种绝不走极端的学说，他主张将国政还与国君，这虽然与三桓的利益不一致，但不管三桓出于什么目的聘用他，对于孔子来说，这是实现他人生最高理想的机会。他决定前往。
从教书育人到从政的转变是巨大的。
贵族阶层统治了整个国家，孔子需要超越自我，他就需要在贵族最擅长的领域-治理国家这方面做出亮眼的成绩，然后他可以大声说，你看，我和你们不一样。从某种角度解读，幼年被贵族父亲抛弃的经历一直在影响着孔子的人生，他必须一再向上一再确认归属。
孔子在后世传颂的这一段“圣人治鲁”的时期，做了一件能反应出他个性特点的大事。
夹谷会盟，齐国作为大国，半胁迫与鲁国结盟，然后在夹谷举行会盟。两国国君都在。孔子一反作为教书匠的温文尔雅，当看到蛮人拿武器上台，立刻传令：“士，兵之！”
夹谷会盟中，孔子杀退了齐国用来试探鲁国的蛮人，在史记中，还说他杀了侏儒倡优，但不可考。不仅维护了鲁国的威仪，还当即立断与齐国交换盟书，承诺兵车三百乘，使鲁国得到齐国归还的汶阳之田。
在这场夹谷会盟中，孔子个性中的杀伐决断表现得淋漓尽致。
人的个性是复杂的，人的精神世界和个性特征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不断变化。即使原先是有一个稳定的平衡的内心世界，但当有新的经验闯入时，心理能量就会失衡，人的外显行为可能就会大不一样。只有当新的经验融入，改变或顺应原有的心理图式，新的心理状态再次达到平衡。而人生的厚度也就从此建立。
周游列国--内倾人格的智慧
孔子在鲁国的从政经历，一开始因夹谷会中亮眼的表现得到重用。
之后，因三桓家臣势力庞大，甚至越过三桓染指朝政，孔子为了加强君权，进行堕三都，即拆毁三桓家族私邑郈、费、郕三座城的城墙，打的旗号是肃清反叛。一开始三桓贵族也是支持的，但回过味来他们发现实际上孔子主张还政于君权，于三桓贵族的根本利益冲突。
之后，孔子堕三都失败，孔子与三桓之间的矛盾日显。孔子最终离开鲁地，周游列国。
在人生的成熟阶段，孔子反而经历了人生当中最为动荡的时刻。如果把孔子性格特质与大五人格相比较，作为中庸之道的践行者，孔子在神经质，外倾性和宜人性方面都处在一个不偏不倚的维度上。
孔子在郑国与弟子走散，独立城郭东门，有行人说他“累累如丧家之犬”，弟子将这言语告知孔子，孔子笑说然哉，然哉。这体现了孔子有极强的顺应性能力，他对于现实和自我有清醒的认识，不会有过分的奢望，而与人相处，自嘲式的幽默又体现了他有很好的宜人性。但孔子又并非是一个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人。
论语中有一个著名的小故事，被后人看作是他的人生观和理想的缩写。即“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是弟子曾晳对人生志向的回答，孔子说吾与点，意思是我与曾晳一样啊。
这些描述看起来像是一个沉浸在客观世界中的外倾主义的人才有的想法，而从孔子的经历中，又可以发现孔子强调的仁，核心是忠恕，而这个忠，并非忠于国君这么狭隘，而是忠于自己的理想。他早年随鲁国国君逃避三桓的迫hai，但他在鲁昭公去世后提前回到鲁国，并不忠于鲁昭公到底。孔子接任三桓给他的聘书时坦然高调，但当他发现三桓并不能实现他还政于君权实现他的主张，又毫不犹豫就离开去周游列国。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说明孔子能对客观世界有着共情的体验，但他又并不被客体束缚，他始终将自己的主观意识竖立在现实世界和他自己的之间。从这一角度来说，孔子是一个内倾型人格。
也许是从小在身份归属中的不适感，孔子在长大后的周游列国，又像是重新一次的抛弃和回归，他在中年及后期的永远在旅途中的状态，契合地指向童年的寻找和游荡，一次次的重新出发，是一种自我弥合童年创伤的方式。直到最后，他最终回到鲁国，在遵循着父系严苛教条，于强权中寻觅无果之后，孔子回到出发的原点，他的家乡，这是与自我的和解。最终，他以著书育人，笔裁春秋的方式，在宽厚的家乡完成自我融入，完成自性化的过程，直面死亡最终的降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