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御容）
按照中国传统纪年，今天是十月初十日，941年前，即北宋元丰五年十月丁巳，宋徽宗赵佶生于宫中，元符三年（1100）正月十三日，徽宗即位，并将每年的十月初十日定为“天宁节”。
徽宗临御天下二十六年，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二十三日，禅位于皇长子桓，在位期间，如何在父、兄构筑的坐标系下定义自己？始终是徽宗焦虑和内耗的根本。
“神宗稽古建立法度。”
“哲宗尊制扬功。”
“朕功成不居，归美显亲。”
具体而言，父亲神宗“稽古立制”，而哲宗、徽宗兄弟则“继志述事”，也就是继承父亲开创的“熙丰事业”，兄弟接力完成父亲的未竟之志。
换言之，“内则讲修xian章，兴熙丰既坠之典；外则攘却戎狄，复版图已弃之疆。”
但是，徽宗太急于“报功告成”，迫不及待地要宣告“绍述事业”取得完全胜利，而且，还要赋予其一个时间期限，即大观四年，也就是他即位的第十个年头，也是北宋开国一百五十周年。
在这一年冬至日的南郊大典上，徽宗发布改元诏书，明确表示，“庶政惟和，其永绥于极治”，也就是说，在他的统治下，当时所称的“中国”，上古“三代”时期的理想社会，所谓“唐虞之极治”，已经基本实现。
接下来，将是徽宗“述而作之”、“自我作古”的时代，也就是他“追复三代”、“超越上古”的时期，所谓“述而作之”，显然是要超迈孔夫子的“述而不作”。
所谓“治定而制礼，功成而作乐”，这集中表现为徽宗朝以来的各种“制作”，譬如“九鼎”、“八宝”、“明堂”、“庙制”、“大晟乐”、“政和五礼”等等不胜枚举，他要为天下规定一切，包括大臣们的家庙形制和百姓的婚礼。
但是，上天和臣民始终和他作对，从《宋史全文》可知，徽宗一朝“天谴”频发，各种“天降异象”，前所未有，“朕甚惧焉”，不仅如此，各种“浮言”、“谶语”以及民间的窃窃私语此起彼伏，屡禁不止，这让徽宗十分苦恼，“人主操柄失矣”，““君弱臣强之渐，不可不革”，十分担心百姓们的议论，会导致皇权旁落，甚至“动摇国是”。
事实上，哲宗、徽宗两朝是北宋“武德探报”最为频密，也就是特务组织和人员最为猖獗的时代，开明朝东厂和锦衣卫之先河，“武德探报”适用于京师，而地方则有“走马承受司”，可以“风闻言事”，严密监控地方官员等。
除了“探报”之外，徽宗渴望统一意识形态的迫切性与日俱增，而这也是神宗朝以来的“一道德同风俗”的zheng治理想，除了将读书人都收容于“学校”之外，徽宗也开始从娃娃抓起。
大观二年，徽宗发布《乡村、城市教导童稚，令试义诏》，规定——
比闻上书及党人聚徒立众，教以邪说，所习非正，违理害义，其能一道德同风俗乎？除士子并合入所在学外，自今应于乡村、城市教导童稚，令经州县自陈，赴所在学试义一道，文理不背义理者听之，上书及党籍人不在此限，违者以违制论。
也就是说，哪怕你在乡村辅导儿童，也必须先政审合格，“赴所在学试义一道”，所谓“试义”，也就是当时的zheng治考试，最丧心病狂的是，徽宗还要求天下臣民必须避讳以下常用字词，“天、王、君、圣、主”，哪一个字词，是我等小民可以使用的？
“神霄运动”或许是徽宗终极解决之道，即借宣告自己是“上帝之长子”，自封为“教主道君皇帝”，将自己供上神坛，神话自己，从而，融“道统”和“治统”于一身。
但是，神话自己的同时，不得不面临另一个悖论，任何一次“天降异象”，也就是说只消任意一次“黑天鹅”事件，就可以撕下徽宗“皇帝的新装”，比如宣和元年的水灾。
但是，当宣和水灾之际，大水围困了都城开封，而他赖以成神的林灵素却毫无作为，神仙也救不了他，最后，徽宗不得不求助于人，感激涕零。
时上命唐恪治水，恪即日乘小舟览水之势，而求所以导之。上登楼遥见，问之，乃恪也，为之出涕。未几，水平，恪入对，。上劳之曰：“宗社获安，卿之功也。”
唐恪则是“靖康之变”时，金军第二次围城前的最后一任宰相，可惜，这一次，唐恪却没能再立新功，使“上帝之长子”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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