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名人者，多少有点名气、名声、名望的人也。重庆虽然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但因地处边远，除了抗战时期那几年外，几乎从来没有做过中国的政治中心，也没有做过中国的经济、文化之类的中心，当然也就难以有真正的或曰有全国声望（更不用说全世界声望）的名人了。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重庆名人辞典》，是《重庆市志·人物志》的雏形，相当权威了，书中收录了直辖以前（不含万、涪、黔地区）重庆名人911人，包括了从远古传说到编纂前为止的、在重庆地区产生过较大影响和作用的人物。这些人既有重庆籍的，又有国内外、海内外在重庆地区活动过或正在活动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界人物，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近代人物。如果用本书的观点来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算不上是重庆人。事实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不会或者也没有把自己当作过重庆人。但要严格按本书的重庆人的定义来衡量，重庆也就没有几位值得述说和评论的名人了。鉴于他们对重庆历史的影响，我们暂且放宽一下重庆人的标准，把他们也当作“重庆历史上的名人”来对待吧。
在该辞典中，鸦片战争以前的重庆名人，只有80人左右，包括传说中的禹（禹实有其人，但他到重庆来治水则纯属传说）、巴蔓子、巴寡妇清等。近代的名人大约为500多人（以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前在重庆活动或在重庆创造业绩的时间为限）。恕笔者大胆，且对这580人中真正有些名气、一般重庆人都多少能够知晓的作一点简单的评论。
先说古代的。
（1）禹
治水的夏禹当然是名人了，只要是中国人，谁都知道，谁都崇拜。可是，夏禹不是四川人，更不是重庆人，重庆也不需要他来治水。本书第二章已经有所论述，此处不赘。重庆南岸虽然有涂山，有夫归石、弹子（诞子）石，那毕竟只是传说，历史学家是不认账的。因此，把禹作为重庆的名人实在太牵强附会了，不足为信。
（2）巴蔓子
《华阳国志·巴志》：“周末世，巴国有难，将军蔓子乞师于楚以安巴，许三城。楚使请城，蔓子自刎，以头谢楚。”巴蔓子以身护国，虽死犹荣，因而连楚王也不生气，反而感慨地说：“如果我能得到巴蔓子这样的忠臣，还要城邑来干什么呢！”遂以庄重的上卿礼仪安葬其头。巴国也以上卿之礼安葬其身。重庆城内七星岗莲花池本有巴蔓子墓，据传说就是其身躯安葬的地方。上个世纪20年代修公路，那墓移到了公路下的一个涵洞里。上个世纪90年代修房子，那墓被封闭在房子和公路之间，终日有滴水，几乎没人去关心了。
以中国传统文化视之，巴蔓子的确算得上忠烈之臣，很为重庆人脸上增光。可惜，如今的重庆人却少有巴蔓子那样的忠诚，更少有巴蔓子那样为国为公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巴蔓子借用外来力量平息内乱，并不是上策。万一楚人趁机占领巴国（巴楚乃世敌也），岂不坏事？岂不是引狼入室？况且，巴国之内乱，乃奴隶主们争权夺利，说明巴国政权已经相当虚弱，巴蔓子固然忠勇，也无回天之力。数年后，楚攻巴，占枳（今涪陵），巴国只好将都城迁往垫江（今合川）；又数年，楚攻下江州（今重庆主城）、垫江，巴只好再迁避于阆中，直到被秦灭亡。
巴被秦亡的起因，恰恰与巴蔓子借楚兵相似。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29年），蜀国攻打蜀国苴侯，苴侯奔巴，巴不能与蜀抗衡，只好求救于秦。秦惠文王廿一年（公元前316年），秦灭蜀，顺手牵羊把巴也灭了。巴王成了俘虏，被押到咸阳。这真如马克思所说，历史上的事往往惊人地相似，一次是悲剧，一次是喜剧。巴蔓子当然是悲剧了，重庆人应当好好记取！
如果以现代意识来论，巴蔓子“许三城”却不履行“合同”，不兑现承诺，可以说是不讲信用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法治环境下，这显然不值得过分赞许。
（3）张仪
纵横家张仪肯定是名人了，只要讲战国历史就离不开他。可惜，他的业绩主要还是在中原地区创造的，灭蜀灭巴对他来说可能只是一件“小事”而已。张仪对重庆的贡献，是他指挥修筑了江州城，这是重庆有城之始。那时的江州城方圆不过两平方公里，筑于现朝天门、望龙门、千厮门之间。小是小，却开创了重庆作为地区中心城市的历史。秦于公元前314年置巴郡，郡治即为江州，领有如今的重庆市全境及四川南充、泸州等地。
（4）巴寡妇清
这是个了得人物。说她了得，一是因为她是女人，且是寡妇；二是她可以算得上秦朝的著名工商业主、大富婆；三是她深明“大义”，将自己经商赚得的银两悉数捐给国家，用来修万里长城，连秦始皇都感动了，为其筑墓，命名为“怀清台”。清是经营丹砂的，这说明重庆的矿产开发很早。
只可惜——又来一个可惜——她不继续经营，却将钱捐出去，误了工商业的继续发展！重庆人如今可以学她的经营之道，不可学她的这种迂阔。修长城固然重要，发展经济可能更加重要啊！没有经济支撑，长城也难以真正起到保家卫国的作用，秦二世即亡就是最好的说明。
（5）严颜和李严
这两个人都是三国蜀汉人，《三国演义》上都有故事。本来，与重庆相关的蜀汉人物还有赵云、张飞、邓芝、廖立、董允、董和等，但大多是过客，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足为凭。严颜系忠县人，据江州（重庆）城抵抗张飞，城破被俘，对张飞说：“我州有断头将军，无投降将军也！”将被斩首时还讽刺张飞：“斫头便斫，何为怒也！”令张飞感动，亲自为其松绑，引为宾客。《三国演义》有“张翼德义释严颜”一章。忠县原来名临江，后改为临州。因为他，也因为巴蔓子（也是忠县人），唐贞观八年，唐太宗赐临州为忠州，忠县也因此得名。唐朝诗人白居易曾为忠州剌史，有诗作为证。
李严为蜀汉尚书令，曾屯兵江州，准备扩建江州城，企图凿通鹅项岭，让长江水流入嘉陵江，使江州城成为水中之岛。可能是因为他有割据一方的野心，诸葛亮不同意，并将其调离，此事才作罢。如果其计划实现，如今的重庆城将又是一番面貌，不知又要多修几座桥了。也就是因为他，害得其继任者邓芝只好将江州州治迁往阳关。
（6）韦君靖
此人乃唐朝昌州（今荣昌、永川、大足一带）剌史，唐末割据一方的军阀。为抵御川西军阀王建的军事压力，他在大足龙岗山（北山）构筑永昌寨，并开始雕刻摩崖石刻，以求神佛保护。此后，石刻之风大倡，延续两三百年。于是，重庆人才有了全国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大足石刻，才有了这笔“世界文化遗产”，也才多少有了一点文化传统。
（7）宋光宗赵惇
重庆之所以叫重庆，就因这个皇帝。他先被封为恭王，封地恭州（重庆历史上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叫做恭州），后又被册立为太子，然后又当上皇帝。恭州是他双重喜庆的地方，当了皇帝后，他原来的封地按惯例也就升格为府，命名为重庆府。南宋只有半壁河山，即使“州”也不多，皇帝的儿孙们要想都占到一个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州”也不容易，赵惇得到的这个恭州在当时依然相当落后。重庆升格为府，纯属偶然，但重庆是个好名字。重庆者，双重喜庆也。可惜，这是个短命皇帝，只坐了五年金銮宝殿就被太上huang赶下了台，“双重喜庆”后可能就是无限悲伤了吧？
（8）余玠、王坚、张珏和蒙哥
宋末元初的钓鱼城保卫战扭转了13世纪的欧亚战局，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著名战役。蒙哥乃成吉思汗之孙，曾经参与了横扫欧亚大陆的战争，最远已经打到如今的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奥地利等地，却死于钓鱼城下。据说，至今欧洲人都还在感谢重庆呢，因为余玠、王坚、张珏们在钓鱼城抵抗了36年，并将蒙哥一炮击中让其死于城下。否则，蒙哥说不定还会带领其难以阻挡的蒙古骑兵，平定整个欧洲呢。这“据说”的真实性我是怀疑的，可能有那么一两个历史学家这样说过，并不是欧洲人都这样“感谢”吧？
不过，即使此论成立，如今的重庆人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蒙古人毕竟还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从极端民族主义出发，蒙哥真的能够占领整个欧洲，还应当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事情呢。可事实并非如此，就是蒙古骑兵占领了的中亚和东欧，也从未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短短几十年时间，蒙古人建立的政权便分崩瓦解，仅仅是历史上的过眼云烟。一个生产力和文化都相对落后的民族，“只识弯弓射大雕”，凭借一点军事上的野蛮力量，是不可能征服世界的。今日美国能够称霸世界，并不是因为它有几艘航空母舰和一大堆坦克、飞机，而在于它的经济实力。
（9）明玉珍
这是个为重庆争光的人，好歹他是重庆历史上唯一的一个皇帝。明玉珍本是个农民，参加了元末的农民大起义，很有点战略眼光，看到重庆地区元军空虚，便一举攻下重庆。打仗他也内行，连败元军，占领了整个四川。1363年，他正式称帝，国号夏，以重庆为都城，实行十取一股的低赋税，又让士兵屯田生产，是做了好事的。他本人又生活俭朴，喜好读书，礼贤下士，所以能够得到百姓拥戴。可惜，他只当了三年皇帝，其儿子又相当懦弱，他死后，大夏国只存在了五年就被朱元璋派来的军队灭掉了。
（10）张献忠
与明玉珍一样，张献忠也是所谓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却并未坐镇过重庆，在重庆呆的时间不足一月，可老重庆人却都能津津有味地给你讲他的故事。据说，当年张献忠当马夫，来四川给人运货，马屎掉在街上，有四川人强迫他用手捧起走，使他恨死了四川人。后来他带兵打进四川，就大开杀戒，于是有“张献忠血洗四川”的传说。张献忠爱S人可能是事实，有不少文献记载，他S人几乎成了瘾，不仅杀敌人、杀不相关的人、杀老百姓，杀到后来甚至连自己的部下自己的兵也杀，把S人当作乐趣。攻下重庆后，他就杀了在重庆抓获的明瑞王朱常浩、四川巡抚陈士奇及重庆知府、巴县知县等明朝官员。据说行刑的时候，天空突然乌云雷电，有人说是天意不许杀。他怒曰：“由老子S人，与天何涉？”下令架炮轰天，顿时云散天晴。
但是，把当时四川人口陡减的责任全部算在张献忠的头上，肯定也是不公正的。张献忠没有杀进四川来之前，重庆地区就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乱。先是播州（今贵州遵义）土司杨应龙叛乱，后是四川永宁（今四川长宁、叙永一带）土司奢崇明叛乱，不知死了多少人。清军打进四川后，重庆又成为农民起义军、南明军和清军，清军和吴三桂打来打去的战场，又不知死了多少人。后来清政府下令“湖广填四川”，找不到合适的借口，便将责任一股脑儿推给了张献忠，张献忠可能还真有点冤枉。
其实，张献忠可能也是多少有一点仁爱之心的人。重庆城原有杨柳街名，重庆人都知道杨柳街的传说。故事说，张献忠攻破重庆城后，老百姓纷纷逃难。张献忠见一女人抱着一个孩子，牵着一个孩子，抱着的孩子比牵着的孩子大。两个孩子都哭着要吃的，那女人却只把奶给大孩子吃。张献忠问她为何如此颠倒，她说那大孩子是她兄嫂的，而兄嫂已死于战乱，小孩子是她亲生的，她不能因其是亲生的就让兄嫂的孩子受委屈。张献忠受了感动，赏了银两给她，并让她在家门插一杨柳枝，然后又下令全军，凡插杨柳枝的人家一律不得侵扰。那女人把这秘密告诉了街坊邻居，于是，一条街的人都插上了杨柳枝。于是，也就有了杨柳街（现为中华路的一段）。杨柳街的传说可能反映了重庆人对张献忠的某种怀念，这种怀念可能是对“张献忠血洗四川”说法的一种反驳。
（11）秦良玉
中国历史上有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的传说，真正的女将帅却只有秦良玉。秦良玉本是忠州（县）人，嫁给石柱土司，能征善战，智能双全，在中国历史上难以找到第二个像她这样的女将帅。25岁时，她就参与平息杨应龙叛乱，率兵3000，连破叛军7寨，取桑木关，大败叛军。后又应召北上援辽，抗御清军，立下浑河血战的首功。然后又回到重庆，平息奢崇明叛乱，筑南坪城以绝其退路，率6000精兵驰援成都解其围，还军攻占二郎关、佛图关后收复重庆。然后又北上入援北京，抗击清兵。从北京回来后，长期与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农民起义军对抗，征战十余年，所部三万余人终被击败，损失殆尽。张献忠攻入重庆后，她据守石柱，数年后病死。
秦良玉之所以能够创造如此奇迹，笔者认为，根本原因还是她嫁给了石柱土司。这和巴寡妇清相似。清的丈夫也是当时的少数民族。成了少数民族，受孔孟之道的约束自然就要少得多。重庆女子大多勤劳勇敢，充满智慧，如果没有外界的束缚，很多人都能干出点辉煌的事业来。可惜，封建社会的束缚太多，巴寡妇清和秦良玉这样的女子太少，《重庆名人辞典》里古代女名人只有她俩。如今的重庆女子，都应当从巴寡妇清和秦良玉身上获得启示，获得榜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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